特约记者 住在京畿道坡州邑的一名叫具庆坦的初中生,于1990年4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为上学而横穿706号国道。具庆坦要从自己居住的村子去学校,就必须穿过那条国道,而那一带半径1公里内完全没有设置人行横道,因此他不得不一直违规横穿。那天具庆坦过马路时,正好有一辆长途客车停在车站,视线被挡住,但他抱着"不至于吧"的心态开始横穿,结果客车后面突然冲出一辆1吨小货车,把他撞了。那辆小货车因客车停在车站而为超车越过了黄色实线中央线,在返回原车道的过程中撞到了具庆坦。具庆坦成了植物人,一直没有恢复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认为上述事故不能视为越过中央线的事故,且肇事车辆已投保汽车综合保险,因此对上述小货车司机作出不起诉处分,未予刑事处罚便结案。 更有甚者,肇事司机在事故发生后没有来医院探望、安慰受害者家属。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打电话给肇事司机质问"怎么能这样",肇事司机回答说"我已经不会受到刑事处罚了。民事问题由保险公司处理,一切请去问保险公司",甚至表现出罪恶感麻痹的现象。 在上述案件中,如果具庆坦死亡,按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肇事司机理所当然要受到刑事处罚。然而仅因为具庆坦处于植物人状态、只是受伤,肇事司机就连刑事处罚也得以免除,这样的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不仅不符合国民的法感情,也不能不说违背公平。如果受害者陷入植物人状态,也可以视为受到比死亡更大的损害,为何肇事司机却不受刑事处罚? "请去问保险公司" 按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时,死亡事故、肇事逃逸事故,以及该法第3条第2项但书规定的10种(过去所谓"8个项目",即违反信号、越过中央线、超速、违反超车方法及禁止规定、铁路道口事故、人行横道事故、无照驾驶、酒后驾驶等8种,因1993年6月11日修法增加了冲上人行道、开门起步而增至10种)重大过失所致事故,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非上述情形的事故,若肇事车辆已投保汽车综合保险或共济,依该法第4条不得提起公诉;即使肇事车辆未投保汽车综合保险或共济,若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受害者不希望处罚肇事司机,依该法第3条第2项正文也不得提起公诉。 具庆坦一案完全有可能被视为《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上重大过失类型之一的越过中央线事故,但负责该案的检察官认为,本案事故是肇事车辆越过中央线后又驶回原车道时发生的,事故发生地点并非越过中央线之处,因此不认定为越过中央线事故。于是,只要肇事的上述小货车已投保综合保险,依《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就不能提起公诉。 从上述案件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最大的问题,源于在肇事车辆投保综合保险或共济的情况下,只要不属于该法规定的重大过失所致事故,就一律不得提起公诉的保险特例规定。 保险特例规定所带来的矛盾从上文已可充分看出, 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保险特例规定不仅侵害我国宪法保障的多项基本权利,而且扭曲了汽车保险的社会功能。 保险特例规定可以说与宪法第10条"所有国民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有义务确认并保障个人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人权",以及宪法第11条第1项"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规定相抵触。 《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是在交通事故频发的现实中, 为不把所有肇事司机都变成有前科者,并纠正受害者过度索要和解金等弊端,从而保护司机、确保交通顺畅和便利国民生活而制定的。 然而如前例所示,驾驶已投保汽车综合保险或共济车辆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司机,即使造成受害者成为植物人这样严重的损害,也与受害者的意愿无关地被免除刑事处罚,因而毫无罪恶感,对受害者的慰问或损害赔偿也完全漠不关心。使罪恶感麻痹 另一方面,加害者依保险特例规定使国家公诉权一律受限而免于刑事处罚,从而无法满足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报应情感这一自然感情。 此外,《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的保险特例规定仅以已投保综合保险或共济这一事实,就一律不得对肇事司机提起公诉,给予优待,而对符合同一构成要件的犯罪作出这样的差别待遇,难以找到合理理由。 赔偿"微薄如鼠尾" 《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第3条依该法立法宗旨,是在损害完全恢复、受害者自己不希望处罚加害者的情况下也不把加害者当作犯罪者;因此同法第4条保险特例规定若要具有合理性,从与第3条的关系来看,必须以通过综合保险或共济使受害者的损害得到完全赔偿、从而达到受害者不希望处罚的程度为前提。 但从现实来看,保险公司或共济组合向受害者提出的赔偿金额低得离谱,受害者只能通过诉讼获得损害赔偿;而一旦诉讼,律师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并未得到充分反映,且提起诉讼后保险公司会中断支付治疗费,因此许多受害者只能含泪与保险公司或共济组合达成和解。 结果,不能认为仅凭已投保综合保险或共济这一事实,就达到了受害者不希望处罚的程度。 另一方面,保险特例规定也可以说与宪法第27条第5项"刑事被害人依法律规定,可在该案件的审判程序中陈述"的规定相抵触。 宪法第27条第5项规定刑事被害人在审判程序中的陈述权,其宗旨不仅意味着法官进行刑事审判时应听取被害人陈述,作出适当公平的裁判,而且进一步是积极地保障刑事被害人请求法官适当行使刑罚权的司法程序性基本权利。 然而保险特例规定从根本上封堵了国家对犯罪者行使刑罚权,从而使受害者无法在审判程序中陈述。国家在犯罪发生时有义务侦查犯人、行使刑罚权以保护国民;不行使刑罚权的情形,至少应限于可以期待不行使刑罚权反而会带来更好结果的场合。 保险功能被扭曲 然而现实是,受害者与保险公司或共济组合之间纠纷导致诉讼激增,损害无法迅速恢复;司机因免于刑事处罚而产生解脱感、驾驶疏忽,交通事故频发,增加了保险金支付事由;加之法院损害赔偿判决金额趋于高额化,这些都成为恶化保险财务的因素。 此外,还造成对医生、律师等高收入受害者过多集中支付保险金的不合理结果。这种结果动摇了汽车保险的存立基础,最终降低保险服务质量,不能不说扭曲了汽车保险本来的社会功能。 如上所述,违宪并引发诸多问题的《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应从根本上取消有关重大过失类型的规定,修改为对所有交通事故原则上都可以刑事处罚。即使保留重大过失类型的规定,至少也必须删除保险特例规定。有人担心,若删除保险特例规定,受害者会索要过高的和解金,自伤讹诈团伙会更加猖狂;但受害者过度索要和解金的问题可通过提存制度加以解决。笔者想强调的是,自伤讹诈团伙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下也可能出现,而且与现行制度的矛盾和问题相比,根本不算大问题。
1994-05-24 | 金炫汐 변호사
竟有这种法 (14) 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 因加入综合保险、共济即免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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