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直到去年底还不断有人担忧景气衰退,如今甚至出现了担心经济过热的声音。 目前各经济预测机构正争先恐后地上调年初发布的预测展望。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最初为6.5%左右,随后上调至7%、8%。韩国银行认为在8.5%左右,也有观点预计可达9%。增长率将达8%左右 不仅第一季度,今年全年增长率预计也将大幅提高。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已修正预测为7.6%,经济企划院估计在8%左右。无论如何,我国经济必将呈现高于增长潜力(7%)的增长。这就叫做高速增长。 今年增长率之所以如此之高,是有原因的。因为去年增长率过低。去年低,今年便相对走高。此外还大大受益于日元升值等所谓的新三低。由于日元升值和政局不稳,日本经济陷入困境,而与日本商品存在竞争关系的我国出口产品因此畅销。 此外还有运气相助。原以为金融实名制一实施,我国经济就完了。但出乎意料,实名制反而成了过度消费的诱因。“反正留不给子女,不如花掉”的气氛弥漫开来。消费支出增加成为经济活跃的因素。另外原以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国内市场开放后,外国大企业会涌入并大举侵蚀国内市场,但国内企业并未气馁,反而为应对开放而扩大投资。投资活跃带来了经济活跃。 然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原因是财阀开始行动了。政府为安抚在整肃寒流中匍匐不动的财阀,开始逐项解除对财阀的管制。维新政府、第五共和国、第六共和国一贯推进的抑制财阀经济力集中政策,开始被一一撤除。信贷管制、相互出资管制、自救努力、抑制房地产投机等措施大幅放宽。公共企业民营化、社会间接资本扩充也以财阀为中心推进。移动通信、Dacom等被安排由财阀之间协商分配。确认了政府意图的财阀们终于摆脱匍匐不动,开始行动。 无论如何,高速增长是可喜之事。政治人物、学者、媒体人高呼稳定,但若只追求稳定,失业会增加,生活水平也上不去,政权的人气也会下降。相反,实现增长后经济规模扩大,国民每个人分得的份额也会变大,就业岗位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政权的人气自然也会提升。 但相应地,高速增长时代若处理不当,会留下巨大后遗症。我们在过去的高速增长期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6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1966~1968年)、70年代(1976~1978年)、80年代(1986~1988年)的高速增长引发了投机和泡沫,我们为化解其后遗症而备受折磨。强化竞争力为上策 当前的高速增长也并非通过强化竞争力获得。政府口口声声说结构调整、强化竞争力,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并未落实,甚至连国家竞争力是什么、其概念都未能明确说明。 实际上,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必须推进农业和产业重组、产业结构重编、行政改善、政府组织改编(小政府)、金融及财政改革、劳资稳定的构建、国民生活条件改善、意识改革等,但没有一项是痛快落实的。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那些常被提起的再造工程、结构重组等根本性改革都没有发生。竞争力自然不可能增强。若竞争力不增强,一旦新三低这样的良机消失,高速增长就会立刻坐倒。因此,强化竞争力比什么都紧迫。 在高速增长期,我们最应警惕的是过度消费和泡沫现象。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这种征兆。正如第六共和国时期所经历的,泡沫经济会带来投机,侵蚀国际收支,助长劳资不安和享乐型消费。尤其是讨好民意的政策会招致投机,最终成为经济萧条的原因。不能重演第六共和国时期的失败。 还必须在物价稳定、抑制投机上倾注特别努力。要辅以适当的通货管理和财政支出调整、实体经济的供需调节。经济政策也不能摇摆不定。经济应当像经济那样,以经济逻辑去解决。 要制定国际收支对策。我国经济最大的弱点是,景气一旦回升,国际收支就出现赤字。出口增加,但进口增长得更快。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强化竞争力。缓解经济力集中 其次是劳动力问题与劳资稳定。高速增长期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则工资上涨,工会声音变大。声音过大则产业和平——劳资稳定就会被打破。另外劳动力不足时,非法外籍劳工会涌入并引发社会问题,最终妨碍产业发展。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财阀的经济力集中。我国经济中财阀的经济力集中确实过于严重。由于财阀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很大,财阀一行动,经济就活跃,但相应地经济力集中也会加深,各种弊病随之出现。更严重的是国民的疏离感加大,国民和谐被破坏。文人政府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为防止更大的问题,必须提出能够阻止财阀经济力集中的方案。若沉醉于增长而忽视这一问题,真的会出大事。
1994-05-23 | 서울경제
社论 高速增长时代的政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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