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实现近代化以来,对家庭的关注逐渐减少,这是事实。原因大概在于,家庭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生活的根据地,而变成了产业社会的附属物。尽管如此,5月被称为家庭之月,各种旨在使家庭生活健全化的活动正在展开。而且实际上,对国民意识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国民把家人和睦相处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在我国,一方面家庭的功能在减弱,另一方面又出现强化家庭功能的相反动向。若一定要表述,可以说社会结构正在抛弃家庭,而意识结构却想重新找回家庭。然而政府的施政对家庭问题也十分摇摆不定。 漠不关心的政府与政策 整体来看,对家庭的公共关注相当微弱。人们似乎认为,家庭是自生的,其中发生的问题会通过家庭的自动调节装置自行解决。甚至连社会福利问题也要由家庭负责,只对从家庭中溢出的极端问题家庭提供救助层面的最低限度保护而已。 家庭对整个社会或国家组织发挥着何种功能、又应如何发挥功能,这样的问题并未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即便家庭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今后应朝哪个方向变化的问题意识,甚至呈现出相当冷嘲的气氛。家庭是一个社会集团,同时也是个人的生活场所。若看个人在各类集团中消耗的时间,除其他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庭中度过。尽管如此,国家却以那是私生活领域的美名而不负责任地放任不管。 社会福利对策不足 笔者认为,国家至少应做好满足家庭所需社会要求的准备。国家现在似乎认为,只要供应住房,责任就算完成了。曾经制定过家庭礼仪准则,试图减少家庭活动中耗费的经济浪费,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而如今又出现了重新放任的气氛。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群体政治关注度的提高,甚至出现了把这些问题一概推给家庭问题领域的轻率倾向。家庭问题并不是女性问题。家庭由男女共同参与,既是成年人情感得到满足的场所,同时也是下一代的温巢。它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应共同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代不同,社会对家庭期待的角色也各异,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产业社会中,能够保有人类本然认同感的地方唯有家庭。从这一意义上说,家庭应成为公共关注的积极对象。家庭并非为产业社会服务的辅助机构,而应被承认为与产业社会一同拥有自律性的主体。 为此,国家应承担起解决家庭自身难以直接应对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家庭形成的起点就应给予帮助。农村有许多大龄未婚男子、许多年轻人找不到结婚对象,这也是社会的责任。不应只交给慈善人士之手,而应在国家的政策关注中谋求扩大成婚机会的方案。 其次,笔者认为家庭生活中产生的问题也有许多应由社会负责。例如从不良少年的产生来看,超出家庭篱墙的情况实在太多。目前虽有部分青少年咨询所之类的机构,但并非如此就够了,对于通过治疗可以矫正的对象,国家应出面承担解决之责。在进少年监狱之前,众多青少年在易犯罪地区徘徊,而国家对预防和治愈他们的工作却不加插手,这是个问题。应扩大国家介入 此外,还应为处于解体过程中或解体之后的家庭设立辅助装置。独自留下的年幼青少年、残缺家庭的子女、尚需接受更多教育的未成年人等,即因家庭解体而被剥夺了作为人本应享有权利的牺牲者,应为他们准备国家层面的保障制度。那不应是国家救助的水平,而应谋求社会政策水平的救护措施。为此,新设儿童津贴之类的做法是可取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公共关注。问题很多,今后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为解决这些课题的对策在政治上准备到了何种程度。家庭不是个人的问题,如今已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其比重正在提高。 在西欧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施政被纳入政策目标。笔者认为这是为了补偿产业社会抛弃家庭独自疾行所带来的牺牲而作的尝试。我国政府究竟为家庭政策花了多少预算、从事这类工作的公务员有多少人,我想5月正是应当加以检讨和反省的月份。
1994-05-11 | 高永復 (서울大 명예교수)
论坛 家庭政策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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