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5-09 | 李起豪(성결교신학대강사·정치학)

名著十分钟 投票也可能制造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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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也有善恶之分。有人主张某些法律是恶法而要求“废除恶法”,也有希腊哲学家因为恶法亦法而甘愿饮下毒酒。近来还有舆论认为统治已使法治退场。恶法固然是问题,但不被遵守的法律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因为若既无原则又无法预测,最终将走向只有强权逻辑支配的非理性社会。法律是否也像人一样具有人格,承载着道德与价值呢?如果是这样,法律应由谁来制定、或如何制定,才能既善良、道德又合理? 卡尔·施米特的法哲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他的法理论实际上为包括宪法在内的当今许多法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写于魏玛共和国末期1932年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成为我国宪法基础的魏玛宪法内容为中心,论述其合法性基于何种理由是正当的。特别是施米特在该书中,就马克斯·韦伯关于支配的正当性即政治正当性的三种类型——卡里斯玛型、传统型、合法型——之中,以合法性为基础的正当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发出了警告。 首先,施米特在绪论中区分并阐释了立法国家、司法国家与统治国家。也就是通过比较明确“立法”为何物,从而展示法律可能具有的合法性的界限。立法国家是指在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们将共同意志规范化并制定为法律的欲求强烈时所构成的国家原理。在这种意义上,立法国家可谓是所有人的国家。 相反,司法国家是一种不论这种立法体系经由何种过程决定,在社会稳定时较为有利的国家原理。法官以法律与正义之名作出判决的伦理精神,是司法国家的特性。而统治国家中,统治者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者,构成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终极依据。统治国家可以说是激情而非伦理精神支配的社会。 然而,立法国家所具有的合法性的终极意义,并不像司法国家那样通过法官与程序表达政治意志,而是因为已立法的法律客观且合法,意味着无人命令、无人支配的社会。也就是说,合法性中已经委托了政治正当性,其成员依据这一原则行动,而不是按照特定人的意志行事。 但施米特独特的法哲学之处在于,立法国家并不止步于法治国家的水平。因为如果仅凭制定善良、合理而正义的法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有陷入法律至上主义、将法律绝对化的谬误之忧。也就是说,恶法应当修改。因此,施米特将法治国家转变为立法国家的努力,着眼于法律所具有的品格与尊严,是以对立法者本身及参与立法程序的所有机关的公正性与理性的信赖为基础的。一旦这种信赖出现问题,新的立法便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施米特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共同意志如何表现为法律这一问题。施米特在分析、批判魏玛宪法时,论及制定这部宪法的三种特别立法者。第一是实质性的立法者,第二是基于主权的立法者,第三是基于必要的立法者。 首先,实质性立法者具有对具体议题拥护特定对象与利益的性格,大体上由议会决定的多数表决原理即属于此。然而多数表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民主主义。此外,实质性立法的决定原则并非依据正义、人性或理性的逻辑,而只不过是依据当下的技术性、实际性考虑作出决定而已。 另一方面,基于主权的立法者,指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国民作为实质性立法者,处于议会权威之上。宪法中引入了依据国民提案的国民投票,以及直接民主主义独立的国民立法程序。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议会主义的合法性与全民投票的正当性并立。最后,基于必要的特别立法者,是指依据特别时期与状况,在正常立法国家的立法机关之外所作出的行政措施被制定为法律的情形。 施米特所说的立法国家的宪法,作为由特定空间与时间构成的一个社会的规范,不断追问何为正当,这一点与法实证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以机会均等与价值中立之美名被正当化的宪法合法性可能具有的虚构性,当其丧失国民同意之时,全民投票的正当性可以提出异议——他的这一主张,在韩国社会经历政治变动、并将其制度化为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实有必要反复回味。 ◇国内译本:金孝全译,教育科学社出版 书评:◇卡尔·施米特 ▲1888~1985 ▲德国宪法学者、政治学者 ▲代表著作:《政治的概念》《合法性与正当性》《政治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