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4-29 | 金仁榮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51< 韩重处理 <上>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难道非要以给财阀特惠为代价,把韩国重工业民营化吗?” 1989年4月10日,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赵淳在听取政策调整局长韩利宪关于韩重民营化的相关部门间临时协议方案汇报时,如此指出。 此时赵副总理把公正交易审议室审议官李起浩叫到了长官室。 〃虽知低效…〃 “我打算任命你为调整局长,其中也包含希望你把韩重问题在逻辑上处理妥当的意思。所以你要帮我。” “您这是什么意思?” “公营企业的低能率与低效率我很清楚。但我认为经济力集中是更严重的问题。意思是必须阻止韩重落入财阀企业手中、导致经济力集中加剧。” 赵副总理指示重新研究把原定民营化的韩重按现体制继续保留为公营企业,消息一传开,不仅财务部、商工部等经济部门,连财阀企业也都乱成一锅粥。 5月10日,赵副总理结束为韩美通商谈判访问华盛顿归国后举行记者恳谈会,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提问。 “让韩重继续作为公营企业存续,是副总理的意思吗?” “正在研究。我指示要慎重研究。但会紧密研究,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出结论。” 赵副总理接着以反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维持为公营企业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不正是可取的吗?”显然,赵副总理对前任经济班子决定的韩重民营化原则并不满意。 他认为韩重不可落入财阀企业之手,这一想法超越经济逻辑,已是一种信念。他是主张均衡经济哲学的经济学者,因此似乎对个别企业不加节制的膨胀表现出排斥反应。他并非无条件批判财阀的反财阀论者,但对财阀不专注于自我革新、却举借银行贷款热衷于企业扩张持批评立场。 经济企划院起初也主张韩重民营化,但赵副总理推得实在强硬,气氛便转向“不可民营化”。 70年代以后被称为不良企业代名词的韩国重工业,进入第六共和国后仍是个麻烦包袱。 巨大的恐龙企业韩国重工业。要了解这家公司的不良化与民营化争论,得追溯到70年代。 韩国重工业的前身现代洋行进入机械工业是在1975年。 郑仁永社长看中韩电将要发包的巨量发电设备,决定从世界银行(IBRD)引进8000万美元贷款,在昌原龟谷园区建设世界最大的机械工厂,并着手建设工程。现代洋行1977年承接南济州火力发电厂2台机组和西海发电厂2台机组等订单,随后又在沙特拿下2亿3000万美元的水泥工厂工程。郑社长用收到的合同款建起昌原工厂,又引进了贷款。为扩大昌原工厂用地,填海作业也同时推进。员工们不断升迁,科长一年内升为次长、部长的情况屡见不鲜。 然而如日中天的气氛只是一瞬,70年代末,发电设备制造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与石油冲击给现代洋行也投下了不幸的阴影。进入1979年,资金周转不灵,三个月未能向员工发放工资。 郑仁永社长请求政府紧急支援1500亿韩元,却被干脆拒绝。他也向兄长郑周永会长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 前身为现代洋行 1979年5月25日,政府终于通过“重化学投资调整”措施,就发电设备把现代洋行与现代重工业合并为一家公司。弟弟经营的现代洋行被兄长经营的现代重工业吸收合并。 郑会长接手现代洋行后表示“待投资条件成熟将重新启动”,一方面中止现代洋行工厂建设,一方面向政府提出以3000亿韩元资金支援作为复工条件。 其间发生了10·26事件,1980年夏国家保卫委员会着手整顿重化学工业。但其整顿方式却是粗略估算式的。 8月中旬,国保委商工分科委员长琴震镐把现代的郑周永、大宇的金宇中会长叫来。 琴委员长向郑会长开口说道。 “郑会长,请您说吧。发电设备和汽车,两者之中您想要哪一边?” 郑会长提议由金会长先选,金会长推辞。于是郑会长说:“我来搞汽车厂,金会长您搞发电设备。” 结果国保委在1980年8月20日出台“第一次重化学调整”,将现代洋行交给大宇集团、新韩汽车交给现代集团。由此,现代洋行在9月13日临时股东大会上选任金宇中为代表理事社长,并将商号变更为“韩国重工业”。金会长向政府伸手要求,今后所有发电厂建设工程量以交钥匙方式交给韩重,并提供7000亿韩元作为工厂建设资金。从郑仁永的1500亿韩元、郑周永的3000亿韩元,一年之间已跳到了7000亿韩元。 政府认为既然如此,不如按维持为公营企业的原则,于1980年11月28日将韩重改为公社。现代经营一年多、大宇仅经营四个多月,韩重至今仍维持着由政府管理的公营企业体制。 以公营企业运营的韩重之所以出现民营化讨论,是在第六共和国政府登台前夕的1988年初。政权交接之前,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永找到全斗焕总统,请求让现代以韩重代替现金收回,并获得默许。现代在1980年退出现代洋行时未收到的结算款一直在向政府索取。 全总统把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国际通商部长会议的商工部长官罗雄培叫回,指示研究把韩重交给现代的问题。罗长官认为交给现代缺乏正当名义,又难以对总统指示佯装不知,便以产业政策审议等为借口拖延时间。其间政权更替。 出任第六共和国首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的罗长官苦思之后,于1988年9月召开产业政策审议会与经济长官会议,作出把韩重民营化的结论。当时政府的看法是,没有主人的公营企业难以重生。至此,现代得以接手韩重的条件算是形成了。 此时持股42%的最大股东产业银行提出韩重民营化方案,内容是把韩电到2002年将建设的38台发电机组的工程量发包给韩重,该方案被采纳为政府方案。35台发电机组的庞大建设工程共需14万9000亿韩元,其中发电设备部分高达5万6000亿韩元。 然而罗副总理未能收尾韩重民营化便下台,1988年12月赵淳副总理作为新经济班子负责人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副总理像讲课一样向经济班子强调公平与均衡的经济逻辑。 进入1989年,动力资源部与韩电迟迟地对韩重民营化方案中的工程量保证方案表示反对。其论据是,那样做很可能因韩重能力不足而使发电厂建设计划受挫,而且依赖议价合同而非竞争性招标,会推高建设单价,增加国民负担。 韩电迟来的反对 对此,财务部、商工部、产业银行等坚持主张应尽可能多地保证工程量。其逻辑是,若无此类保证,韩重经营正常化便不可能实现。 经相关部门连续讨论,1989年4月确定方针:以竞争性招标方式出售51%股份,同时为接手企业确保火力发电厂4台机组、核电2台机组等合计1万7000亿韩元的工程量,股款可宽限3年、分7年偿还。 赵副总理正是对这一方针踩下了刹车。赵副总理需要解决的经济课题堆积如山,其中韩重问题尤为棘手。因为它与大宇造船一样,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经济膨胀主义所生的问题儿。生母已经消失,担起抚养责任的人们不得不备受折磨。◇韩国重工业昌原工厂全景。 ◇1989年8月,赵淳副总理主持相关长官会议,讨论韩重民营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