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4-26 | 玫堂 趙东植 <인켈명예회장>

财界回顾 题字:权昌伦 <2023> 我的音响人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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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半时间里为躲避政治保卫部的眼线而辗转于旅馆之间的我,再也无法把妻子和六个子女留下独自躲藏。我也曾想过独自南下,但转念一想,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于是我暗中处理掉镇南浦的房子,带着家人搬到平壤市东大院。那是1950年6月20日。 虽把家人带到了平壤,但当时我处于被通缉状态,无法办理迁出证明,因此只能以未正式迁居的状态生活。就在这种情形下,北韩南侵,6·25爆发了。 在北韩共产军疾风般南侵与联合国军反攻持续的三个月间,当时33岁的我,最要紧的是躲开征兵对象。当时征兵对象原为32岁以下,随着战局逆转被延长至40岁。所幸在那之前我一直没有提交迁入申报,因此名字未登记在洞籍簿上,征召令也就没有下来。 加之联合国军日益猛烈的轰炸使洞人民委员会行政事务所一片混乱,也无力搜查逃避征兵者。 战争期间,我托朋友帮忙,成了搬运木材的工人。我身体本来强健,活儿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累。空袭时我就躲进地板下挖好的防空洞,一边收听日本新闻掌握战况。 酷暑过去后的9月15日夜,我通过盖着被子的胜利牌收音机得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有一天睡梦中听到平时听不到的牛马车声。我忽有所感,爬上屋顶一看,只见远处尘土飞扬,国军正在北进。10月19日,苦苦等待的国军终于进入平壤。 在欢迎国军和联合国军的人群中,我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然而这份感动没能维持满两个月。随着中共军大举参战,联合国军进行了战略撤退,数百万北韩难民开始在风雪交加的冬季道路上步行南下。我也犹豫是否该逃难。当时国军说是战略撤退,因此我曾想把家人留在故乡安岳,自己一人逃难。可局势越来越恶化。最终我决定带上家人。 记得是1950年12月5日。我带着已到临产期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渡过大同江,踏上了逃难之路。一辆手推车上装着家什和两斗米以及能换钱的东西,一路向南。当时最大的孩子十三四岁,最小的三岁。我们睡在农村的仓房之类的地方,走了45天逃难。 若说逃难路上的一点感受,那就是人对生的执着极其强烈。 难民的队伍在共产军与国军之间移动,无论哪一方开枪,常常遭到机枪扫射。遭机枪扫射时我便紧贴地面卧倒,出于要活下去的念头把身体藏进田垄。田垄再深又能有多深,那道沟并不能保证守护我的生命,可我却看到自己依靠着它。 而且不知不觉间,我竟在呼唤耶稣、玛利亚和约瑟,祈祷“请救救可怜的灵魂”。 ◇与家人共度的愉快时光。6·25爆发后,笔者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