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昌国务总理的突然辞职令人震惊。在李前总理递交辞呈仅20分钟后便宣布由统一部副总理李荣德出任总理,同样令人震惊。当李前总理由监察院长被提拔为总理时,人们曾期待他刚直如竹的信念会为国政注入新风。然而,正是因为那种“依法办事”的信念,他在4个月后便不得不离任。 总统曾表示:“人事即万事。为了有信念地运营国政、并保持国政运营的连续性,不会频繁更换总理和部长。”这暴露出政府内部的不和与矛盾已严重到连总统的承诺都难以兑现的程度。文人政府成立仅1年2个月便两度更换总理,对总统而言也不能不是沉重的负担。 这意味着李前总理所追求的变化与改革的推进,已经触及无法依法按信念行事的界限。就总统而言,可以理解为他判断不能再给外界留下统治权因政府内部矛盾与不和而动摇的印象,并显示出进一步强化亲自主政体制的意志。 仅4个月便突然辞职 李前总理突然辞职的直接起因,在于统一安保调整会议将总理排除在外。李前总理一直对青瓦台主导的统一安保调整会议表示强烈不满。他曾指示,如果不能让总理出席该会议,至少应让总理室的其他人员出席,提交会议的政策事项也应获得总理的批准。他对在统一外交、特别是朝鲜核问题上指挥内阁的总理被排挤在外表达了不满。 此前,围绕乌拉圭回合履行计划书风波及与此相关的向国民致歉声明、对尚武台与曹溪宗事件的侦查指示、对地方自治团体首长提前竞选活动的警告等,青瓦台与执政阵营内部也不时传出摩擦之声。 事实上,外交安保政策在未经协调的情况下临时应变式地突然抛出,呈现出混乱与失序。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对美、对联合国政策缺乏一贯性,强硬与温和政策摇摆不定。曾是朝美会谈不可动摇的前提条件的“先交换特使”也悄然后退。西伯利亚伐木工问题也从不可接受在几天内骤变为接受。在这一系列重要国策的决定与执行中,不断产生混乱与矛盾。 安保政策的混乱与不和 李前总理突然辞职的背景中,还含有总理拒绝充当“门面”之意。在我国总统制的权力结构下,总理很难完成其权限与责任。过去的威权时代,总理只不过是“门面”,只要善于揣度总统的心意、忠实执行指示即可。然而进入文人时代,总理的地位理应有所不同。李前总理力图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声音自然也随之提高。他表现出要以符合文人政府总理身份的方式、由总理和内阁掌握权限与责任来运营国政的意志。他不恋权位,力求依既定法律行事。他拒绝做“和事总理”,坚持做“有信念的总理”。 关注新总理的权限与地位 国民的期待也随之高涨,人们预期会有清新的变化,改革似乎获得了推动力。然而这被视为对青瓦台的挑战,摩擦与不和之声甚嚣尘上,最终他未能充分施展信念而中途下车。对期待僵化的国政运营出现变化的国民而言,对未能实践信念的他而言,都不免留下遗憾。 无论总理的突然更换是出于辞职还是问责,今后国政运营与行政风格预计将出现诸多变化。选定统一部副总理出任后任总理,可理解为意在强力推进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统一外交政策。既然强化总统亲自主政体制的意图明确,预计外交政策将以青瓦台为中心步调一致。但步调一致不应演变为对民意的封锁或僵化的陈旧惯例。 新总理面前摆着许多课题。改革必须持续推进,同时强化国家竞争力也是不容拖延的当务之急。既要稳定物价,也不能忽视劳资稳定。乌拉圭回合协定的批准与农渔村振兴同样是迫在眉睫之事。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为消极不作为的公职社会注入活力。公务员看风向、保自身的做法正在降低国政效率,这是现实。责任与权限必须下移,公职社会才能恢复生气、提高效率。以强化统治权为名而由上层全面干预国政,会削弱自律性,妨碍有信念地履行职务的能力。 权力向青瓦台集中、削弱总理与内阁职能的做法绝非可取。 总理更换之后,预计将随之进行内阁改组。总统“人事即万事”的话再次浮现。必须通过公正的人事、人尽其才的人事,让国民与公职社会尽快摆脱冲击。
1994-04-24 | 서울경제
社论 总理更换与“未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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