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8月下旬,对鲜京的崔钟贤会长而言是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的时期。鲜京虽被选定为第二移动通信运营商,却不得不承受政界与舆论“不符合国民情绪”的集中炮火。 在运营商选定后第四天的8月24日,被民自党金泳三代表劝告交还经营权之后,一直回避公开场合的崔会长,遍访身处学界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倾诉自己的心境并询问该如何是好。校友中一部分人劝告说‘既然是堂堂正正争取到的,就没有必要交还经营权’,但大体上都建议主动交还。尽管政界的直接、间接压力不断逼近,但只要崔会长坚持也就罢了。然而他考虑到恶化的舆论,更考虑到亲家卢泰愚总统的立场,最终决心主动交还经营权。 官员对执政党大为不满 运营商选定一周后的8月27日,崔会长打破长久沉默,公布了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基于不应因鲜京被选定为第二移动通信运营商而引起社会争议的判断,我将放弃经营权。但鲜京并非完全放弃信息通信事业,若情况改变,我们将再次挑战。’ 当天,大韩电信的孙吉丞社长便前往递信部提交了放弃承诺书。 随着鲜京主动交还使事态收尾,此前一直主张国策事业不应被政治逻辑左右、建议强行推进的青瓦台秘书室及递信部等政府部门陷入失落,并公开发泄对政界的不满。 ‘政府经过既定程序完成了选定工作,更何况最高统治者强力支持,却如此荒唐地被推翻,这不正是公权力缺位吗?政治不就是让国民过得安稳吗?那些连一家工厂都没经营过的人,懂什么行政?’ ‘在民主国家,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履行权利与义务。为应对通信市场,我们抓紧推进并严格执行,却未能越过毫无根据的不信任浪潮。在野党的惯性姑且不论,连执政党内部都以疑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国民岂能不怀疑公正性?’ 这些都是当时政府部门官员口中说出的话。官员们眼中的当时状况,确实足以令人激动。事实上,考虑到移动通信本身的重要性,无论由谁来做,这都是政府应果断支持的国策事业。即便撇开这种经济必要性,围绕第二移动通信的这场闹剧,从一个国家的行政程序角度看也是绝不应发生的事。 当时负责移动通信运营商选定工作的递信部高层如此表示。 ‘当时由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组成的审查委员们在忠南道高的通信公司疗养所进行评价工作,我们(递信部方面)哪怕搭句话,他们都说“不要干涉”。当时的审查委员们至今仍认为那时的选定是正确的。假如选定中存在一丝疑点,递信部的官员们在新政府成立后怎么可能安然无事?然而当时的实务班子在高喊改革的新政府中全都完好无损,尹东润次官在新政府中甚至当上了长官,这不正证明没有疑点吗?’ 然而移动通信问题绝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事件。因为它是由可谓执政党继承人的总统候选人提出质疑而在政治上被推翻的事件。 〃软弱总统 软弱会长〃 就移动通信问题而言,并没有明确根据显示卢总统与鲜京崔会长利用亲家关系相互行使了某种不当影响力。92年的第二移通运营商选定也可能如递信部所主张的那样是公正的。即便如此,在国民看来,这仍是一个恰好足以引发疑虑的题材,情势背景也是如此。 鲜京的崔会长在第六共和国期间,不是以鲜京集团会长的身份,而是以亲家的身份就经济议题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中几项重要的还得以贯彻。 89年末,崔会长拜访卢总统,提出反对实行金融实名制的主张。‘若实行实名制,经济要出大事。在景气萎缩的状态下,忌讳曝光的资金外流海外的可能性很高,不符合我国实情的实名制应予搁置。’ 当然,由当时青瓦台经济首席文熹甲挑大梁推进的金融实名制被全面搁置,并非只因崔会长的建议。但在反对实名制的意见无法公开抬头的情况下,崔会长能够私下向总统直言,若非亲家这一特殊关系是不可能的。 90年初,随着实名制搁置,文首席退下,李承润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与金钟仁经济首席组成新经济班子登场。当时市面上曾流传说,身为民自党议员的李承润副总理的任命有崔会长的推荐。据悉李承润与崔会长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通过这一渊源平日交情也颇深。 结果,即便与总统的亲家关系对移动通信运营商选定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崔会长作为亲家也是与总统开诚布公交换经济现实课题意见的关系。到总统任期末期,这一关系陷入了疑惑生疑惑的深坑。 崔会长交还经营权在鲜京集团内部也遭到强烈反弹。职员们发泄强烈不满,称‘总统是软弱总统,会长是软弱会长’。 郑总理协助函 此后过了几天,9月8日,崔会长如交还经营权当时记者会上所宣示的那样,正式宣布“再次挑战移动通信事业”。崔会长明确表态称‘为达成集团在2000年代成长为世界一流综合信息通信企业的愿景,将再次挑战’。 这带有安抚交还后感到失落的集团员工的对内呼吁书性质,但字句内容处处包含着必定要夺回经营权的意思。此时市面上流传着“下届总统候选人与崔会长之间有默契”、“按既定剧本,下一届政权已内部许诺鲜京取得经营权”等传闻。 围绕移动通信运营商选定的杂音降低了政府的对外公信力。以欧美企业的视角看,韩国政府的政策发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风险,对与韩国政府或企业的合作投资只能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当国内因移动通信风波闹得不可开交时,这立即影响到位于越南东南方的大熊海底油田开发计划的韩国企业投标参与。该海底油田蕴藏量8亿桶,是20世纪开发的油田中单体规模世界最大的。 石油开发公社、双龙、现代、三星集团、乐喜金星、大成、大宇、三换等国内8家企业组成联合体,通过两轮投标,提交了最终投标书,正与日系企业及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企业联合体展开势均力敌的三方角逐,此时移动通信风波通过外国通讯社也传到了越南政府。越南首相表现出不能信任韩国政府的反应,我方中标可能性颇高的大熊油田开发几乎面临化为泡影的可能性大增。 说服GTE失败 事情发展至此,郑元植国务总理不得不于92年9月29日向越南范文凯首相发出英文函件,解释我国对外公信力毫无问题并请求协助。 ‘尊敬的凯特总理。 韩国对大熊油田开发抱有极大关心。韩国企业参与该项目将对韩越经济合作大有帮助。韩国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全部在财务和技术上都值得信赖,能够很好地执行开发事业。’ 还有说法称,为参与京釜高速铁路事业而投入竞争的法国TGV、德国ICE、日本新干线等制造商在得知移动通信风波后,要求说信不过第六共和国政府,请将机型选定移交下一届政府。 参与鲜京联合体的美国GTE公司的反应也不寻常。年营业收入超过我国一年总出口额的跨国企业GTE方面表示‘绝不会放弃,将缜密研究后决定态度’,流露出不快的心情。对此,大韩电信孙吉丞社长前往美国亚特兰大的GTE总部说明鲜京所处的立场,但GTE方面反应冷淡。GTE此后威胁称将就包括人力费、技术转让费等在内的机会损失费用索赔数百亿韩元,至今仍是未能解决的课题。 92年的第二移动通信风波在朝野政界的政略攻防中加重了国民的不信任,最终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失败。 ◇被确定为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鲜京崔钟贤会长于92年8月27日宣布交还经营权。 ◇92年7月正在接收移动通信运营商申请材料的递信部。
1994-04-15 | 金仁榮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49< “返还”后遗症 “六共是软政府”不信任扩散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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