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权昌伦 当我为恢复国际集团提起诉讼后,相关政府机关、承接公司以及曾是国际主要往来银行的第一银行仿佛事先约定好一般,一齐展开反击。他们如出一辙的主张是,在股权买卖合同上盖章这一事实本身就等同于同意股权买卖。他们始终只强调合同书盖章的事实,而对我们要求的相关资料则严加管控,不予提供。 1988年5月我申请了文书提交命令,要求提供合同关系的全部文书和资料,但第一银行方面只提交了有我签名、盖章的文件,其余资料至今仍未公开。去年我要求提交有关资产、负债实地核查的资料,但这一要求至今也未能实现。国际解体已过去10年,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银行方面依据何种标准进行核查、经过何种过程结算并与承接公司达成协议。 经过3年6个月漫长的法庭攻防战,我的请求最终被法院驳回。无论过程如何,我本人在“股权买卖合同书”和“股权及经营权转让临时合同书”上签名盖章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一点似乎在审判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由于举证资料不足,这起民事诉讼一审败诉,目前正在高等法院二审中,但国际集团的恢复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是大势所趋。 那是在提起国际商事股权交付请求诉讼一个月后、1988年5月中旬左右的事。据说某集团的C名誉会长就国际集团清算一事对政府方面进行了猛烈批评。我听说,在韩国效率协会主办的最高经营者研讨会上,C名誉会长表示“像国际集团这样,企业家历经艰辛培育起来的企业群被一举拆解,实在令人遗憾”,对政府进行了严厉批评。 C名誉会长接着说:“国际集团20多家企业中,认定创业者一家都救不活,这一判断实在无法接受。要把这样规模的企业群判定为不良企业,应当有更客观的分析,而做这种分析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经济政策制定者绝不能再做那样的事,经济界也绝不能再遭受那样的对待。” 这种气氛波及到政界,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正是朝小野大格局下,在野势力掌握政局主导权的时期。在野方面将国际集团解体视为第五共和国政权的代表性经济腐败,展开政治攻势。其开端源于例会国会之前举行的国会财务委员会对财务部的国政监查。 那是在时隔16年恢复、备受国民期待的国政监查结束当天——1988年10月24日上午10时左右。我以证人身份出席监查现场,获得了回答议员质询的机会。这是国际解体足足三年半后第一次获得的辩白机会,坐在证人席上的我心中百感交集。 那天的国政监查一直持续到午夜。我下决心在证人询问中,以准备好的资料为基础,回忆当时的情况,如实回答议员们的提问。在我作证之前,解体当时的财务部长官金满堤和时任第一银行行长的李弼善也出席并作了答辩。 ◇1988年4月,梁会长的诉讼代理人正在向首尔地方法院提起恢复国际集团的诉讼。
1994-04-02 | 梁正模 <前國際그룹회장>
财界回顾 <2010> 如今我也有话要说 ㉗ 〃证据不足〃一审败诉饮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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