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的某一天,商工部长官韩凤洙与递信部长官宋彦钟走进了青瓦台。卢泰愚总统把两位长官叫到面前,严厉训斥道:“为什么不能按自己的信念办事?”围绕第二移动通信业务的实施时间,商工部与递信部意见尖锐对立,致使原定2月底发布业者选定公告的计划推迟到4月,卢泰愚总统对此极为不快。卢总统平时也曾召来移动通信相关人士责问:“只要公正地办就行了,究竟怕什么而办不成?” 在第六共和国的统治过程中占据重要一环的第二移动通信业务,之所以在政权任期即将届满的1992年被卷入政治漩涡,原因正在于业者选定的时机。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政府急于选定移动通信业者,是否是为了在卢总统在任期间给姻亲企业提供特惠。 第六共和国初期的年初报告 然而,第二移动电话民营化计划早在1990年初递信部向总统提交的年初业务报告中就已包含在内,并非突然仓促推进。卢总统在1992年初召来商工部长官韩凤洙、递信部长官宋彦钟大加斥责,是在批评他们缺乏主见——政府成立初期就已确立的计划,因部门间未能及时协调意见,反而只是拖延了日程。因此,关于第二移动通信业者选定日程的争论,必须回溯到政权成立初期去考察其根源。 关于第二移动通信的讨论并非进入第六共和国后才首次出现。从第五共和国末期起,递信部实务人员之间就已渐渐出现这样的议论:“为满足急剧增长的移动电话需求,并顺应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趋势,应当设立另一种形态的通信公司。” 第二移动通信问题被正式提出,是在第六共和国政府成立一年后的1989年初。递信部长官崔永哲在青瓦台年初报告中报告称“将研究在移动通信服务中引入竞争体制”,并获得了卢总统的肯定反应。为此,递信部成立了由大学教授、研究机构研究员、相关业界人士等80人组成的信息通信发展协议会,以听取学界与专家对信息通信产业是否引入竞争的可行性及竞争方式的意见。1989年7月,崔长官就信息通信产业引入竞争体制获得了卢总统的批准。 当时的通信政策审议官朴英一这样谈到递信部决定另设移动电话公司的背景。 “当时来自美国的电信市场开放压力非常强烈。即使眼下不开放,长期来看总有一天也必须开放。我们请专家研究应对开放的对策,研究结果是应按增值通信网、移动通信、市内与长途及国际电话等一般电话设施的顺序开放。” 以前首尔大学校长申泰焕为委员长的信息通信发展协议会于1989年11月得出结论:需要以引入移动电话竞争制度为内容对通信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并向政府提交了建议书。该建议书的结论是:“为应对急剧变化的通信技术以及通信产业开放化、民营化的世界潮流,应在由政府维持了一百多年独占体制的通信产业中引入竞争体制,以应对世界性技术变革并强化竞争力。” 那么,移动通信究竟是什么,以至于政府宁愿背上特惠的非议也要选定第二业者? 仅在70年代,人们还要争相申请装电话,要装一台电话得等上很久。此后十余年间,政府对有线电话部门集中投资,电话状况确实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世界潮流已越过有线通信时代,进入无线通信时代,这一领域成为未来信息化时代的主角。作为连接汽车、列车、船舶、飞机等移动物体的通信手段,使人们随时随地与任何人通信成为可能的移动通信,已成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手段。 应对美国的开放压力 韩国的移动通信领域一直难以摆脱落后状况,因为出于防止电波越过北方边界、维护通信保安的安保现实,民间对无线通信的使用长期受到抑制。直到80年代初,只有青瓦台警卫室、安全企划部、警察等极为有限的领域才被允许加入移动通信;1984年韩国移动通信公司成立、蜂窝式新型车载电话开始普及后,才逐渐向一般民众开放。 预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普及率与技术水平落后的移动通信领域的开放压力将逐步加大,为阻止发达国家技术与产品流入国内,必须尽快构筑竞争力;尤其是如同国家神经网络的通信网不能依赖外国技术——这是递信部一贯的逻辑。 出于上述原因,递信部于1990年举行制定通信政策的公听会,汇集各界意见,并于1990年7月确定并发表了《通信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按照该结构调整方案,在市内、长途、国际、移动电话及增值通信中,投资规模较小、技术变化较快的长途及国际电话、移动通信领域将逐步允许竞争。在时机方面,方针定为:国际电话业务的竞争于1991年先行实施,移动通信则在1991年内整备法令后,于1992年上半年选定业者。 然而,通信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从实施初期便陷入争议,即制造企业参与限制的争论与业务时机延期的攻防。 第一个争论是现代、大宇、三星集团、乐喜金星等既有四大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能否参与移动电话业务。主管部门递信部主张:“若制造企业拿到第二移动通信,机型将全部采用特定企业的设备,落选企业将失去立足之地。” 设备企业持股10% 对此,商工部方面的立场是“既有企业也应参与”,既有通信设备企业为参与这项将影响财界版图变化的第二移动通信业务,也拼尽全力。但青瓦台经济秘书室首席秘书金钟仁认为递信部的见解更为合理,予以接受。 最终,商工部与递信部协商后,改变了“完全排除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最初方针,找到了“制造企业持股不超过10%”的妥协线。野党在立法审议过程中也支持递信部的立场,但其后鲜京被选定为第二移动通信业者时,野党又改变立场,主张“排除大企业正是为了给鲜京提供特惠”,表现出两面性。无论如何,经过这样的争论,1990年7月临时国会通过了《电气通信基本法》和《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 围绕第二移动通信业务的第二个争论,发生在法案通过后为选定业者而选择时机的过程中。1992年2月,商工部长官韩凤洙主张延期,称“目前推进的移动通信业务虽然会增进国民便利、好处不少,但大量进口设备材料可能导致贸易收支恶化”。韩长官的主张是:把业务时机推迟1至2年,在此期间实现通信设备国产化,可取得10亿美元的贸易收支改善效果。 对此递信部方面反驳称:“若业者选定推迟,不久将出现频率不足现象,那样一来,通信瓶颈造成的国力损失将大于推迟选定业者带来的进口替代效果。”递信部还说服商工部称:“即便1992年选定业者,设备需求也要到1994年前后才会大规模出现,考虑到三星集团与乐喜金星的设备开发计划,国产化是可行的。”最终通过经济部门长官会议,递信部的逻辑判定胜出,得以按原计划推进,但主管部门递信部与商工部之间的争论,导致业者选定时机推迟了整整两个月。 递信部判定胜出 递信部原计划1992年2月发布第二移动通信业者申请公告,并在6月前完成业者选定,但因与商工部长达两个月的意见对立,不得不在该年4月才发布公告,8月才进行业者选定。递信部方面至今仍主张:“当时商工部提出了根本无法贯彻的主张,导致业者选定时机推迟,结果在大选前被卷入政治逻辑。” 业者选定时机的争论虽暂告结束,但这一问题后来在国会又提供了另一个争议话题:“连政府部门内部都反对,为何还要强行推进?”落选企业反而质疑日程延期的内情,称“政府有意将推进日程顺延两个月,是为了让鲜京在与美国贝尔南方公司分手后有时间寻找新的合作方”。 进入1992年4月,关于业者选定的招标说明书公告开始发布,六家有意参与的公司全力以赴投入第二移动通信业务。在此过程中,“会下金蛋的鹅”“第六共和国最大的利权项目”等说法四起,举国瞩目,围绕政界与企业的各种流言纷纷出现。那正是一切逻辑都被卷入催生下届政权的大选政治逻辑的时期。 ◇送往递信部的文件 1992年6月27日,为申请第二移动通信业务许可,各集团将此前全力编制的文件装上卡车运往递信部。 ◇鲜京旗下大韩电信的技术人员正在讲解自主开发的码分多址传输方式设计。
1994-03-25 | 金仁榮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47> 第二移动通信选定风波 政界地壳变动的分水岭 4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