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3-24 | 李勇雄

发表新小说《话头》 崔仁勋打破20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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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广场》的作者崔仁勋在1974年出版长篇《台风》以来,历经20余年发表了新小说《话头》(民音社刊)。在韩国文坛占据非同寻常地位的崔仁勋的新作因此引来诸多关注。文学评论家李南浩(高丽大学教授)评价说:“《话头》是兼具文学、知性与人性深度,唯有在宏大文化中才能遇见的、具有品格的作品。” 他还补充说:“作家深邃的眼光找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忽略的诸种文化,使其获得应有的自豪;作家高远的智性则赋予时代经验以世界史意义。” 然而,李南浩这样的评价,以及出版社“作为韩国人对20世纪世界剧变的首次整理与回答,带来将规模提升一个层次的冲击”的说明,若照字面全盘接受,确实仍留有遗憾。 这部小说借用禅佛教中进入冥想时给出的命题“话头”为题,以自传形式描写了出生于咸镜北道会宁(1936年)的崔仁勋从光复后北韩共产统治下,到南下之后的经历、四年的美国滞留、在首尔艺专的教授体验,以及访问苏联的人生历程。 此外,关于“文学是什么”长达20年的理论探究也散布于小说各处。 据《话头》的主人公(或崔仁勋本人)“我”所说,话头是“在不止一两天而是漫长岁月里,尾随着尾、枝生出枝的这种并不正当的日常之中,拥有各自不使自己完全成为其一部分而得以忍耐的生活技术,那便是生活者的话头;这种话头,对认为没有这种话头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而对认为存在的人来说,也会各自解得各式各样,甚至也有完全解不开的人,那样的话头”。 或许因此,这部小说完全无视了典型的叙事结构,被塑造成“箴言丰富的戏剧的模样”,作者幼年在北韩迎来光复,而如今却毫不掩饰地显露出因东欧崩塌与文人总统登场而生的时代倦怠。 那或许并非像《广场》的主人公李明俊那样否定这个也否定那个、最终投海而死的绝望世界,而是“这世上毕竟还值得活一回”的从容。 关于《话头》的创作意图,崔仁勋说:“我努力在摆脱人为框架的同时又将其包容进来。说是虚无主义也无妨。重要的是不必过敏地反应,认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他还补充说:“艺术家被赋予了想象的自由。艺术家正是小丑本身。” 在这部小说中,崔仁勋还借主人公“我”说道:“不,为了成为主人而必须写。唯有在记忆的密林中找出正确的脉络,使那脉络在诸种记忆之间造就正确的连带,我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脉络,那就是‘我’。成为主人。” 崔仁勋把这样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命名为“记忆的现象学”。 因此,小说《话头》中持续着崔仁勋执着的人生探险,即对记忆的反复咀嚼。 然而,正如崔仁勋所说“我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不断解构、摇动并重构自我的作家”,其结构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构架。 毋宁说,它是在享受观念自由的同时,从从容的文化人类学角度对满是伤痕的韩国近现代史加以“现象”。 《话头》的开篇之所以能够从左派作家抱石赵明熙的小说《洛东江》起笔,似乎也正因如此。 曾亲历光复空间这一激烈历史现场的崔仁勋(或《话头》中的“我”)解释说:“所有问题似乎都回到这一点:因为我出生在殖民占领期形成的乡下角落的小市民阶级家庭,所以无法接触到那种毫不妥协地面对周边或民族苦难的潮流的信息与事实。”与此同时,他重新深入探究李泰俊、朴泰远、李庸岳等左派文人的作品世界,这一姿态所暗示的东西亦不在少。 作为意识形态受害者(无论那是观念还是现实)的李明俊在小说《广场》中选择了死亡,而创造出这一人物的“我”,在小说《话头》中却淡然地读出了“一个时代的落照”。 如此,崔仁勋的新小说《话头》虽把作家精神史的体验尽情铺展于小说这一自由空间,但若说开辟了新的地平,无论从作家此前经营的作品世界,还是从韩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似乎都有些勉强。 因为近来有关新生代作家过分沉溺于琐碎身边事式自传小说的指摘正获得说服力,而《话头》也难说已脱出这一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