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3-24 | 朴相千(국회의원,民主黨)

圆桌 官方外围团体与市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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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解散官办团体的主张正被热烈讨论。成为讨论对象的官办团体是“狭义上的官办团体”,即依特别法设立的国民运动团体,从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的预算中获得资金支持,或获得办公场所租赁等支持的团体。具体是指自由总联盟、新村运动团体、正直生活运动协议会。近来讨论的是其中的正直生活运动协议会(简称“正生协”)和新村运动团体的解散论乃至停止支持论。为何文人政府上台后,针对这些官办团体的解散论被热烈讨论?首先,“正生协”只是把第五共和国时期声名不佳的“社会净化委员会”改了名称的团体,早已不具备引领国民运动的权威。新村团体虽也有积极面,但存在介入选举的疑虑、第五共和国时期的资金收入疑虑等诸多负面因素,如今已到了停止政府支持、按纯粹民间团体运营的时候。 官办团体是权威主义体制的产物。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国民不被视为政治的主体,而被当作政治的客体。国民尚未达到能够自行做出政治决定的水平,因此政治不满要以公权力压制,并由官办团体出面引导国民意识——这就是官办团体必要论的政治哲学。 然而在民主主义体制下,引领国民运动的不是官办团体,而是自发形成的市民团体。民主体制下的国民自身就是政治的主体。在选举中国民依据自身判断选择执政者、组成国会,选举结束后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舆论推动。若一般国民对重要问题漠不关心,觉醒的人们便组成市民团体挺身而出。在我国,这就是“经实联”、“公选协”、环保团体等。当然,政府和政界也就重要问题向国民舆论诉求。在民主主义体制中,国民不是政治的客体,而自身就是政治的主体。 我认为我国也已以大城市圈为中心,进入了这种民主的市民社会,即学者们所说的“自由社会”。改革选举法不再依靠领取报酬的法定选举运动员,而是允许一般国民从事选举运动、并以志愿者的选举运动为前提,这与上述脉络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时点上,还有必要维持官办团体并投入巨额预算予以支持吗?那份努力应当倾注于健全市民团体的活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