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已开放市场,但世界上更多的市场也已向我们敞开。问题在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让渡了一系列开放计划(SCHEME),那么在向我们敞开的地球村中,我们能耕作多少为己所有、增加多少自身利益。今后还将产生大量额外成本,因此在开放化推进过程中必须始终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加以检视。一切经济行为,无论发生在村庄之内还是世界之内,永远都是“给与取”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彼此既不可能更糟、也不可能更好的状态,即所谓“均衡”。当今世界正在开放化博弈的新秩序(或规则)中寻求新的均衡。成本与效益及其均衡——让我们从这一角度梳理应如何应对开放化的新秩序。 向我们敞开的市场 首先从消费层面出发。把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带来的开放视为迈向“消费者王国”的一步,这一观点乍看颇具说服力。因为商品与服务的进口开放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信息和更广的选择空间,并使其能以更具竞争性的价格购买。掌握完备信息、以低价选择高质量商品时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这是理所当然的教科书式结论。然而当进口通过垄断性渠道进行、流通渠道与定价被扭曲时,开放的好处可能不会归于消费者,而是归于供给方。常见的例子是,汽车或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商进口并供应同类产品时,该生产商可将进口品目的选定、流通渠道及价格政策管理为有利于供给方。只有实现竞争性进口,才具备使开放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需要产业结构调整 消费者一方也不可能仅因价格便宜、质量优良就毫无顾忌地购买使用进口商品与服务。消费者不只是消费,还作为人力资源参与生产过程。生产现场是消费者的工作岗位(生活基础)。消费者若只偏好外国产品,最终等于蚕食自己生活基础这一立身根基。笔者并非借国益这一情感共鸣,来展开逆世界开放潮流的逻辑。而是要探讨为使开放化走上正轨,我国经济应如何前行。为了在因开放化而能购买使用价廉质优的外国产品的同时不失去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不断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附加值更高的方向、技术更密集的行业转移。用专业语言说,就是必须发生伴随资源再配置的结构调整。当开放化的冲击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这一重构相连接时,开放化的效益才能最大化。 看看美国的例子。他们在资源向产品开发与设计、含流通过程的服务部门、部分第一产业等高附加值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把附加值低的制造工序转移至海外,并在此过程中经历了部分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若制造业的部分空心化是他们的成本,那么R&D与服务部门的领先便是他们的效益。如今美国将其强大的R&D(知识产权)、农业生产率及服务产业的诀窍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桌上的进攻牌,而对相对“在美国国内意义上”显得落后的制造业采取防守,并已暂告成功。在世界开放化趋势中,我们应学习的一点便是美国式的这种结构调整手法。 应引导促进竞争 换个角度,再深入到生产一侧。人们常说,通过开放让外国竞争企业(或商品)进入国内,会成为锤炼国内企业的重大契机。市场开放确实促进竞争。它不仅促进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外国企业的出现本身也会加剧国内企业间的竞争。一旦进入壁垒被打破,参与竞争场域的所有竞争者之间就会展开为适者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这是基本的经济逻辑。而且只有在激烈竞争中磨炼和强化出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真正的国际竞争力。由国家保护或补贴而来的国际竞争力,只是终有一天要脱去的外壳。 然而,要使开放促进竞争并成为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契机,市场结构本身必须摆脱垄断寡占结构。如果国内大企业进入在我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的保护伞之下,演出巧妙的限制竞争行为,开放的预期效果也可能不会出现。 不应牺牲特定领域 笔者前文提到开放化应成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这在产业内结构调整上并无误解之虞,但在产业间结构调整上则不无误解余地,故想附加一点限定意见。在开放化过程的产业间结构调整中,以某一产业的牺牲换取另一产业获益,似乎并不可取。例如,经济资源从不具比较优势的农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绝非可取。运用政策工具把农业培育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极为重要。这就是农业结构的改善,而结构改善是结构调整的下位概念。 结论上,我想再次归纳:减少开放化之失、增加其得的最重要政策要点,在于引导促进竞争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其高度化。开放化的果实不会自行掉落。
1994-03-17 | 徐相祿 (國銀경제연구소 소장)
时论 乌拉圭回合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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