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3-16 | 高永復 (서울大 명예교수)

论坛 经济利益与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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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逻辑,可以说是重视效率与利益的逻辑。也就是说,重视不吃亏的行为。它是近代精神,也是资本主义精神,无疑还是产业文明的基本原理。 在我国,经济逻辑比任何其他逻辑都更占优势,这是确定的。不仅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国家经营乃至军队的运作,都以经济逻辑为基本。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计算经济损益、盘算利害得失的惯例已相当普遍。 利益与效率的标尺 然而,经济逻辑重要并不意味着只有它行得通。与经济逻辑相对抗的逻辑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社会逻辑。社会逻辑重视人的共同生活,重视相互依存与协作。人按经济方式行动,大体上多指像做买卖那样行动;相比之下,按社会方式行动则可以说是首先考虑人际关系。 马克思因主张资本主义若依循经济逻辑终将灭亡而闻名。但现代社会并未按马克思的预言运转。那是因为社会逻辑发挥作用,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睿见随着苏联解体而渐渐消失,但他留下的社会逻辑至今仍然存在;由此看来,社会逻辑似乎比经济逻辑更具包容性,也更为持久。 从历任总统的行迹看,朴正熙总统或许是最忠实于经济逻辑的人物。他为了经济逻辑,毫不留情地牺牲了政治逻辑,当然也牺牲了社会逻辑。因此取得经济增长是事实,我们较早尝到经济富足的滋味也可以说是他的功劳。 是谁救了资本主义 刺杀朴总统的金载圭显然不像是按经济逻辑行动的。革命或蛮勇都超越经济逻辑。经济运转良好时,人们遵循经济逻辑。但一旦出现偏差,人们就不再遵循经济逻辑。例如可以举犯罪行为为例。无论怎样努力生活仍然艰难时,人就可能屈服于犯罪的诱惑。也就是说,逻辑变了。应该把哪种逻辑摆在前面,似乎由情况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不存在绝对的逻辑。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如今流传着一种想法,认为韩国经济应由经济界人士来负责。因为一种乐观论正渗入政治逻辑之中:把我们的经济交给财阀、交给企业家,问题就都能解决。如前所述,救了资本主义的不是经济逻辑,而是社会逻辑。若只执著于经济逻辑,弱者就会败给强者而灭亡。这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表现得很清楚。 强国抛出乌拉圭回合谈判,是依据经济逻辑。与之相抗的逻辑不可能还是经济逻辑。在这一点上不能有混乱。此外,在南北关系中也出现了试图适用经济逻辑的倾向,但靠经济逻辑是无法实现统一的。 政府本想把物价稳定交给经济逻辑,结果不顺利,便匆忙撤回,转而试图以国家干预来解决。认为政治稳定经济就会运转良好的自由放任逻辑,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想法。当今是为民族福利制定合理计划的重要时代。企业要做合理的计划,国家也要做合理的计划。然而因为最典型的合理之物一直是经济,人们便误以为一提“合理性”就只有经济合理性。合理性并非只有经济合理性。 需要逻辑的转换 各种逻辑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有政治合理性,有韩国式合理性,也有社会合理性。不偏袒其中任何一种合理性,这就是民主主义。但这并不是说必须倾听所有的合理性。要有协调,要有均衡。这是政治要做的事。正因如此,人们才说政治重要。 领导者理应懂得辨别合理性,分清其先后关系与强弱。然而我国的领导者在这一点上似乎非常脆弱。文人政府看来沉醉于人气。有钱的财阀们看来只相信钱。看不到哪位领导者彻底怀有对我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意识。摆脱了军事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即便假定腐败已被根除,问题也并未因此终结。 观察世事,无论在军事政府时期还是在文人政府之下,经济逻辑占优势似乎并无二致。我想劝告:在国民对文人政府的虚饰感到失望之前,必须有逻辑的转换,还需要发挥更为宽广的、合理的、有计划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