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不安正拖住积极经济运营的后腿,但缺乏足以突破的政策手段,政府为此苦恼。资本市场已大幅开放,加之利率自由化等金融改革也已相当进展,像过去那样仅靠通货管理或动员行政手段等一两个宏观政策变量的调整或对策,已难以再取得预期效果。 物价上涨率2月份已达到2.4%的危险水位,但经济运营基调不易轻易触动,是因为随着开放化、国际化,国内外变量已大为不同。 因此,配合资本及外汇自由化,有必要新开发把通货、利率、汇率、财政、税制等所有政策手段适当组合(MIX)的政策模型。 首先,为稳定物价而如“传家宝刀”般被动员的手段可举通货回收。收紧通货缰绳以管理总需求时,由通货因素造成的物价压力自然会减少。 但如今情况已大为不同。在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实现的时点,利率成为重要政策变量,加之海外资本流入趋势加速。换言之,以通货量调节作为物价稳定手段的既有方式,已不再能成为立竿见影的良药。 而且,为抑制物价而贸然收紧通货,市面流动性虽会下降,但利率会跳升,只能重复高成本—高物价—高工资—低增长的结构性恶性循环。最近韩国银行着手急剧回收通货后资金市场陷入大混乱,就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即便只着眼于物价稳定而试图管理通货,在各类金融管制已放宽的局面下,也无法期待像以往那样的效果。若因此重回直接管制,金融自由化便告吹,国内金融产业竞争力强化势必倒退。 再者,收紧通货导致利率上升,股市便会低迷,企业的直接融资只能受阻,这也是加重通货管理难度的因素。 还可设想减少来自海外部门的通货增发因素。去年海外部门净流入64亿美元,今年预计将超过100亿美元,因此应尽量减少来自海外部门的资本流入,这一必要性很高。 但政策上可应对的余地并不大。因为资本市场已经开放,无法收回。财务部有关人士解释:“由于无法触动占海外资本流入绝大部分的外国人股票投资,政府只能走调整海外借款规模的路。”换言之,除了调整海外证券发行时机或外汇贷款规模、以及暂时将外国人股票投资限额维持在现水平之外,几乎没有根本性对策。在面临加入OECD而加快资本、外汇市场自由化的局面下,也不能打破基调。财务部等政策当局判断,反而促进海外投资等资本输出是目前唯一的替代方案。然而国内资本外流在国内“食料”丰盛时也无法期待效果。 因此有人指出应适当实现汇率升值。实际上,去年资本收支等综合收支顺差达64亿美元,而韩元对美元汇率反而与1992年末(1美元788韩元)相比,去年末为808韩元,截至3月15日为815韩元,反而贬值,由此看升值的必要性确实很高。但问题在于,只有把经常收支与资本收支合计的综合收支才是大规模顺差,经常收支为4亿5000万美元顺差,几近均衡,进入今年后截至2月末经常收支更是逆差9亿7000万美元。 因此,今后经济运营亟需把通货、利率、汇率、收支等各种宏观政策适当搭配的所谓政策综合(POLICY MIX)。特别是要求强化财政景气调节功能的呼声日高。归根结底,有人指出,要解开这一被复杂变量包围的困境,取决于如何克服政治负担,进而取决于“谁来给猫脖子挂铃铛”。
1994-03-16 | 崔性範
开放许可、自律时代…政策陷入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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