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广为人知的小说家。她于1929年推出的《我的房间》,以小说与随笔相混合的形式富有说服力地主张女性权利,因而闻名。这本书尤其让读者看到作为思想家或女性学者的伍尔夫的一面,为女性读者的人生带来转折点。 《我的房间》当然存在其局限:作为文学作品,它无法被列为女性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或承载划时代争论的文章。但这本书在比历史尚短的女性学这一新兴学科所要探讨的核心提前几十年作出预见这一点上,值得评价。 伍尔夫将本书三万册销量所得的全部版税收入捐给女性服务团体这一事实,也暗示她所认识到的女性问题不只是文学性的,而是现实的。 《我的房间》是以伍尔夫面向希望成为小说家或诗人的年轻女大学生所作的演讲为基础的书。因此它采取了向有志成为作家的女性讲述前辈的体验与思考的形式。她尝试对英国女性文学作历史批评,并在此过程中以事件的方式展开所谓女作家们在英国这一民主国家所必须承受的种种不平等与不自由,进而把话题引向对一般女性地位的讨论。她可以说是在对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施加的不平等提出抗议。 同时也是书名的“我的房间”,是伍尔夫从书的开头就强调的人类条件之一。房间就像是使人的独立生活成为可能的象征。 她反复说,女人若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必须有房间。这句话可以扩大解释为:女人若要享有像人一样的生活,必须有钱,必须有房间。 钱与自己的房间这一文化性表述,其实蕴含着女性学直到最近所探讨的最重要问题。它把长期束缚女性生活的经济依附与社会不平等,简单明快地作了概括。 当然,伍尔夫提出的钱与自己的房间,作为容纳今日女性学所论述的对女性的综合经济、社会学分析的框架,过于薄弱。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个框架读起来只是体验者极小的陈述。然而,钱与自己的房间,在其朴素的表达中,一句话就道出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上为获得作为人的权利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要点。 伍尔夫以低声耳语般的方式展开的琐碎事件,是英国历史或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女性受难史。比如说,在著名的出租图书馆里女人被辱骂是常事;想进大学教堂时,门卫会挡住去路,要求出示介绍推荐书,或者劝她与男人同来;要养育十三个孩子还要赚钱是不可能的,即便赚到钱,那钱的所有权也归了丈夫——都是这类故事。 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前,她发现女人所写的书和关于女人所写的书几乎没有,为之叹息。于是她在带去的笔记本上,把杂乱浮现的片段记下来。“更为柔弱、被作为牺牲献出、头脑容量较小、智力上道德上肉体上的劣等性、对子女的爱……”这些短句,是她在书中发现的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偏见。 她强调,如果女性能获得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就能从多角度研究这不平等的人类史这一有趣主题,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比1919年才获得的选举权更为重要。若无需依赖男人而握有经济权,女人就能获得正视一切事物与现象的眼睛与自由。 伍尔夫自问:即便在被称为文艺复兴期的伊丽莎白王朝时代,为何也没有由女性之手完成的文学作品?这一疑问进而引出这样的认识:在男性所写的一切文学作品中都有女性出场,在那里女性无比重要,但实际上却被描绘为极其微不足道的男性的奴隶;更何况在历史中女人几乎未被论及。 伍尔夫写道,当时的女人确实没有属于自己专用的房间,也没有钱。举例来说,即便文豪莎士比亚有一个天赋不亚于兄长的妹妹,她也会在握有经济权的父亲的干涉与社会制约中彷徨,最终发疯或自杀。 为本书收尾的伍尔夫下面这段话虽是文学性的,却准确地点出了女性学所指向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值得反复回味。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钱和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如果我们能够直面这样确凿的事实:没有可供我们依靠的臂膀,我们完全是独自前行,因而我们的关系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与男女世界的关系……那时,曾是莎士比亚妹妹的那位死去的诗人,将会重新诞生。” 国内译本:范潮社刊 书评:姜怡守(梨花女大讲师·女性学)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英国小说家、随笔家 ▲代表著作:《到灯塔去》《海浪》《岁月》《奥兰多》《我的房间》
1994-03-14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 抗议英国女性不平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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