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3-03 | 李建榮 (국토개발연구원장)

投稿 首都圈政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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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首都圈聚集着我国人口的44%。不仅是人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国家的所有重要功能都集中于此。因此,首都圈集中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问题,早在60年代起就是国家政策的重要课题。 现行首都圈政策的框架形成于1982年。通过制定首都圈整备法确定政策方向,并一直标榜抑制首都圈集中。的确,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首都圈集中的速度大为缓和。 但由于无视市场功能、一味过度管制,副作用也不少。例如,因限制高层建筑新建,国际都市首尔被与其体量不相称的小型建筑填满。因限制工厂选址,出现了违法无照工厂林立的局面。 标榜“抑制集中” 到日本东京去看,会清楚地看到其每年都在变化的面貌。上月前往时,也考察了东京临海开发、幕张·横滨的业务核心城市开发等大型项目。新的地下道路贯通,羽田机场也大幅扩建后重新开放,为国际化时代做准备的姿态十分鲜明。在曾对建筑与工厂选址严格管制的英国伦敦,道克兰开发也热度高涨。建起了电信港,甚至在市中心区内也在修建机场。不无疑虑:这些是否会引发新的城市集中问题。 我们的首尔、我们的首都圈,今后该如何治理以迎接21世纪?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变了,国内条件也变了。 转向经济性管制 处理国土政策与短期经济处方不同,始终需要长远眼光。本次政府公布的首都圈整备法施行令修正案,修正了首都圈政策的若干基本框架。 第一,迄今为止首都圈政策的框架以抑制人口或功能的“集中”为目标,依赖“管制”这一行政手段。此类手段的局限十分明显。因此,如今要把重心从“抑制集中”转向“成长管理”,政策手段也要由物理性管制转向经济性管制。 此前,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新建或开发行为在首尔及首尔近郊一直受到限制,理由是会引发人口增加。而“不可避免的情形”则由首都圈整备审议会例外认定,这带来了不必要的误解与腐败。 把地价全世界最贵的首尔的楼宇规模仅限制在20层左右,本身就不合理。如今首尔的建筑密度只有日本东京的一半。对引发过密的设施征收过密负担金(建筑费的10%),对各种不经济以及引发交通环境污染的行为施加经济性管制,在发达国家也已实施。虽有人担心这会导致大型建筑滥建,但楼宇规模的限制按用途地区以容积率或城市设计来控制要合理得多。 众所周知,过度的工厂选址制约带来了违法或无照工厂大量产生的结果。大城市或大城市周边如同具备中小企业诞生与初期成长所需养分的孵化器。强制性管制只会阻碍创业或催生违法工厂。既然如此,在大框架范围内区分该管制的事项、区分地点,以总量方式更具弹性地应对,才符合经济原理。 功能再配置很重要 第二,为实现首都圈内部的均衡,首都圈空间重组的构想已具体化。人们一般说首都圈过密,但实际过密的地区仅限于首尔及紧邻首尔的地区。首都圈集中即意味着首尔的集中。 虽有必要将首尔或首都圈的功能向全国分散再配置,但比这更重要的是首都圈内部的再配置。应在广域范围扩充交通设施,培育距离40~60公里的卫星城,分担首尔的功能。为此,过去分为5个圈域管理的首都圈圈域被调整为3个。即明确划定应积极抑制集中的地区、水资源或自然环境保护必要性大的地区,并把承接聚集于首尔及邻近地区功能的地区区分出来加以管理。如此可提高首都圈内土地利用效率,谋求均衡。 也有人担心,首都圈政策的这种变化短期内会带来首都圈集中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由于首都圈自身的特性,首都圈政策难以同时兼顾效率性与均衡性这两点。汇聚国家中枢功能的首都圈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必须强健。然而首都圈的活跃化又会加深与地方的差距。 同时培育地方 因此,首都圈政策应在国土开发的大层面上加以处理。抑制首都圈集中过去如口号般反复提出却未能收效,是因为地方未能形成可以容纳开发需求的基础。地方自治制的日程日益临近,地方却仍然令人焦虑。地区均衡开发法虽已在上届国会通过,但尚无任何准备。把过密负担金的一部分投向地方,尽管金额不多,却是清新的构想。 首都圈整备与地方培育应如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样并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