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人为何要成为只知现在或只知过去的保守之人。” 经济学家J·M·凯恩斯曾这样谈及那些反对政府在经济政策决定中发挥强力作用的人。若他在世,一定会看出反对韩国放宽管制与自由化的人过于保守。 主导韩国统制资本主义体制的官员们,或过分执着于曾为“汉江奇迹”作出贡献的过去业绩,或过于顾虑从统制资本主义体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所伴随的风险,因而对放宽管制心存迟疑。 其结果是,金泳三总统的经济改革在文件上包含多样内容,实际上却并不具改革性。如此下去,韩国无法跃升为工业化民主国家,而将像市场经济与政府统制经济性质各占一半的日本如今陷入危机那样,面临危机。 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商品、服务与资本的价值由竞争决定。若实行价格自由化,短期内价格大多会上涨。价格管制解除后,商品、服务与金钱的价值便会面对竞争。一时冲击过去后,价格便会下跌。随之工资下降、出口竞争力恢复、经济获得活力。 韩国政府对大部分原材料、最终商品及金钱的价值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统制。许多情况下,从啤酒、烧酒到水泥、住宅、钢材、汽车、大米、银行存款利率,政府官员都介入定价。即便在无法以贸易壁垒阻止外国廉价商品、服务与资本流入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仍继续实行价格管制。 在韩国,价格由非市场力量的其他因素决定的情形很多。这种人为定价对产业竞争力和成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负面影响波及从汽车到洗涤剂、从消费品到建材的所有部门。例如,若塑料制品的原料石脑油价格被定得高于国际价格,出口企业该如何制定出口计划? 金泳三总统及其官僚面临的困境,是既不损害景气回升势头,又必须把政府统制价格转为市场价格。价格上涨则工资上涨,韩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价格上涨,最终国际竞争力下降。 然而,韩国正因政府未对价格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而处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削弱的危机之中。在亚太地区,政府停止价格管制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可举新西兰与智利。这些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克服了景气萧条。若两国只执着于现在或过去,其经济至今仍会陷于混沌状态。 金泳三总统为与昔日的统制资本主义体制决裂,采取了几项十分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消除了官员在管制过程中谋取不当利益的机会,金融实名制则为推进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与税制改革打开了通路。实施利率自由化之后,与担忧利率将上升相反,利率反而下降。 迄今总统作出的最出色决定,是冒着政治负担接受了乌拉圭回合。由此,外国廉价商品与服务得以在国内市场展开竞争,从大米到冰箱、汽车、苹果、资本、劳动力,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都有望下降。如今国内生产商品的竞争力将得以提升。经济与国民生活水平也将随之提升。
1994-03-01 | 에드 페이슬리(파이스턴 이코노믹리뷰 서울특파원)
驻韩外国人眼中的韩国与韩国人 韩国管控型资本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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