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权昌伦 国际集团解体后,已过去9年多漫长岁月。 拨开长久遗忘的帷幕,去年7月29日韩国宪法法院的违宪裁决如突袭般到来。仿佛要以柔能制刚的文人政治之突袭,来抵消1985年2月21日强权导致集团解体的突袭…… 然而事实上,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尽管作出违宪裁决,国际集团经营不善的责任仍应另行追究。即国际财务结构极为不良,女婿们参与大家经营、惯行族阀经营,又因无节制扩张事业致经营松散,沦为不良企业。 持此种观点的人士主张,面对一天数百亿韩元到期的票据结算,银行也力不从心,因此从国家经济层面出发不得不予以解体。 最初提供了借口的我,或许也有过错。 解体当时国际的财务结构不佳,这确是事实。但这种主张虽看似有理,其逻辑却存在问题。因为国际并非不良到应被列入整理对象的程度。 即便看1985年1月底第一银行确定的《国际商事正常化计划》,也写明只要国际实施自救计划、银行给予金融支援,便可实现正常化。 银行监督院批准该正常化计划之时,距解体决定仅两周。结果,国际是在与银行方面意愿无关的情况下被解体的。 这可视为一个依据,证明能够左右银行的权力上层毫无根据地下令作出了解体决定。 我认为,再多谈解体当时国际集团的经营状况已无益处。历史没有假设。 当时若未被解体,国际集团究竟会自行走向自灭,还是相反地赶上三低繁荣、凭澳洲铝业项目的巨大成功而如今成为国内第一大集团,无人能够断言。 所谓女婿们的族阀经营,也是不恰当的说法。我无意为女婿们辩护,但亲姻亲参与经营的情形,在我国财阀集团中至今不是屡见不鲜吗?说因族阀经营企业就会变得不良,一言以蔽之只是无稽之谈。 当然,国际也多少存在族阀经营的弊端。但在国际成长过程中,女婿等亲姻亲参与经营从而确保了企业经营的向心力,这也是事实。 凡事物与现象皆有两面性,若只偏向一方,终将失去公平。 对于认为国际事业扩张松散的看法,我也持不同意见。企业扩张或投资,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 国际所谓的事业扩张,也都是在资金状况恶化之前着手的。不仅如此,这类投资的性质是须经数年才能判断成败。虽是后话,若澳洲的铝冶炼厂建设项目等得以正常推进,或许会为国际的正常化创造转机。无论如何,我认为把这类需长期时间才能判断的投资项目,仅以当时的状况为标准指责为松散经营,是勉强之论。 我这一贯的主张,去年因韩国宪法法院的违宪裁决而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性的支撑。违宪裁决也否定了第五共和国威权政府制造出的国际集团经营不善责任论。 我很早便对制鞋业的产业出口化抱有信念,自1962年首次开拓美国市场以来,自认引领了国内制鞋产业。1975年制鞋出口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与1992年汽车出口相比在量上相仿,而在外汇获得率、就业效果等质的方面甚至更具优势。当时石化、纤维等行业只要与权力层有门路便可获配设备引进借款,而我一次也未参与其中。 在开发独裁的年代,我从未获配过那种常见的特惠金融,但始终响应国家政策经营企业。我把这当作大企业的本分,甘愿经营在财政上只给公司带来财务出血负担的综合商社。 80年代初遭遇第二次石油危机,几乎所有企业的海外出口景气触底,终于度过难关、于1985年初大幅反转之时,我却遭遇了恶缘。 国际与其他企业不同,是未受政府恩惠而成长的企业,难道可以因为总裁不合心意就将这样的企业解体吗? 在那个政经勾结的时代,对受特惠成长的企业,一旦资金状况恶化便多方相助,而对凭自身力量挺立起来的企业却连根拔起、使其枯死——我成了受害者。 要说明国际是未受政府帮助而成长的企业,就有必要讲述这些年我如何把国际培养起来、其过程如何。那么,就让我从幼年时代开始,追溯到从事事业的往事吧。 ◇1984年12月国际中心大厦竣工,梁会长与员工们一同走进正门。
1994-03-01 | 梁正模 <前國際그룹회장>
财界回顾 <2193> 如今我也有话要说 ⑩ 开发独裁时代从未受过一次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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