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2-25 | 李炳浣

高举“改革”旗帜的紧张365天 特辑 新政府成立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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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泳三总统就任,“变化与改革”之风强劲吹向韩国社会。 金总统在就任演说中主张“建设新韩国”,并以“变化与改革”作为实现方法。 在25日迎来就任一周年之际回望,可以真切感受到金泳三政府推动的变化与改革无疑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巨大震荡。 首先,最大的象征性变化,可以说是持续30余年的依赖军队的统治结构被打破。 尽管金泳三政权在法律上属于“第六共和国第二期”,但其自称“文人政府”,由此可见,金政权的诞生被赋予的最大时代与政治意义,就是文人政府的复活。 文人政府的内容与意义本身,无非是要强调对军事政权的否定及本质性的区别。 金总统在构筑文人政权的形式与内容的第一项工作中,仿佛为了凸显这一出发点的象征性,对长期积累的依赖军队的统治结构施以手术刀。 政治领域的改革,从切断结构性政经勾结的环节开始。 以总统本人宣布排除政治资金为开端的政治改革,确实成为剜除政治资金暗中收受惯例这一政界道德麻木遗传因子的起点。 特别是去年8月12日突然实施的金融实名制紧急命令,是一项将改革在政界乃至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指向何在具体呈现出来的决断。 金总统通过“经济活化左右改革成败”“通过改革实现经济活化”等发言,展现了改革与经济活化是同一枚硬币两面的认识。 金融实名制的提前、突然实施,也可视为与其这一认识脉络一致。 此外,一年来始终推进的各类行政及经济放宽管制措施,体现了改革成果应连接到提升市场经济自律性这一经济视角。 推进新经济,可以说是在经济层面上与旧政权相区别的替代方案。他希望被称为新外交的外交政策路线,也可视为以文人政府为背景的外交路线变化。 韩国在APEC中的主体性作用与功能得以凸显,成为重新确立金泳三政权外交坐标的契机。特别是在对日关系上,在随军慰安妇问题、对韩侵略道歉问题、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等方面表现出的现实姿态变化,与拆除旧总督府的指示、迎回上海临时政府要人遗骸等一并,被评价为解开长期韩日关系症结的举措。 有指出认为,这些举措合理地化解了实质性睦邻友好合作与确立民族主体性这一长期两难。 然而,金政权的变化与改革,其主体归于金总统本人,展开过程中又掺入了转换局面的因素,因此也引发了震荡与批评。 另一方面,回顾金政权的一年,若要指出其最薄弱的领域,无疑是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批评包括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官僚等幕僚班子的构成与运作。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够周密的战略,正是其经济幕僚预测与应对能力现状的代表性例证。 此外,还应批判性地反思“新经济一百天”所显示的经济展示性行政的急躁,与今年以来开始明显浮现的物价不安之间的关联。 更有指出认为,作为新经济政策根基的提升自律性这一大方向,实际上似乎正在变质为偏向大企业的政策,这一点必须明确加以厘清。 相反,在被物价不安拖住脚步之后,政府展现的物价对策又回到了要抓住作为经济结果的物价的旧有模式,分析认为这正是所谓新经济“造势式政策”的局限。 在乌拉圭回合带来的农渔业结构调整与农渔村振兴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之际,人们对政府相关政策方向投以忧虑目光,也是因为这种政策不信任的加重。 此外,在肃正大势中暴露出的靶向侦查争议、对部分财阀的偏向与排他性视角的显露等,也给人们对改革与变化的公平性提出异议提供了由头。 金泳三政府的一年。若在当下评价其明天,可以说金泳三政府“运气也不错”。 经济迎来大小循环期,得以搭上内外景气上升势头,加之朝核问题等呈现相对好转的态势。 有判断认为,如今应把这种大势好转反而视为警惕的契机。应更充实地体现改革的本质——公平性。果断剜除重形式、重亲信、地缘学缘等结构性痼疾的人事惯例之确立,也不是可以推迟的事。 政策应系统化,并应让官僚能动地运作。但有指出认为,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如今应摆脱“要在我任期内成就一切”的过度欲望,提出“为下届政权、下一代打好基础”的从容而冷静的政治愿景与政策构想。 ◇金泳三政权的登场带来了依赖军队的统治结构的改编。围绕金总统的身着衬衫的亲信幕僚中不见军方出身者,也是新变化的一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