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2-21 | 李勇雄

海外新刊 抢先看《巨人中国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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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的太阳如今已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且日本并未使中国经济从属化,反而成了中华经济对外扩张的舞台。 日本情报大学的关满博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开放政策与日本企业》(新评论刊)中强调:“不管日本人喜欢与否,日本经济正被包括华侨圈在内的中国经济扩张膨胀的舞台所包围”,“在日本从事经济、产业工作的人必须关注这一现象”。 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企业问题直接成为日本的产业、企业问题。 关满博教授在这本由七章和正论构成的书中,一方面以经济特区为中心探寻中国经济的底蕴,一方面剖析日中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结构。 作者首先关注以清华大学为中心的北京硅谷的发展过程。 清华大学于1988年设立了由副校长担任社长的民营企业“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从事高科技产业的生产,1991年出口额达到70万美元。同时还与日本、香港、美国、台湾的企业设立了合资企业。 这可以说是把大学人力直接投入产业现场的新型产学合作体制。 北京硅谷以清华大学为中心,教授、研究员相继直接设立独立公司,从而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地,再加上“中关村电子街”的形成,正迅速崛起为产学官的尖端产业共同体。中国政府借北京试验区成功之势,目前已在全国27个城市指定了性质相似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智力据点加以利用。 关满博教授指出,这正是不能把中国经济单纯理解为组装加工型的理由。 关满博教授还分析指出,整个东亚的人力供求关系正逐渐固化为对中国的依赖型。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只能把生产据点迁往中国沿海的辽宁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等地,富士电机等企业如今若没有中国大连地区的据点,其自身经营都已难以维持。 关满博教授还举出东芝进军零部件工业园区,作为日中之间相互依存加深的代表性案例。 东芝进军中国的第一号项目是1991年9月签约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电视零部件工厂。该厂有员工1800人,于去年4月开业。随后又一举把4家零部件工厂设到浙江省杭州,全面推进建设零部件园区的“杭州项目”。 关满博教授表示:“中国今后也可能卷入政治剧变,但无法否认它是地球上最后、最大的市场”,并反复强调“必须重视中国的智力集团”。 然而作者一边如此渲染中国经济的无限可能性,一边也在探索把它与日本国家利益相连接的方案。 那就是所谓与中国智力集团形成相互刺激的关系。 例如,把日本领先的技术传授给北京硅谷的智力集团,再迅速把在那里开发出的实用技术逆向进口回日本。 举例来说,形成北京—横滨技术连接十分重要。 此外,关满博教授还深入分析了开放特区的结构性特征。 细究起来,关满博教授的著作可以看作是一本在警告日本经济对中国依赖加深的同时,谨慎探索中国经济日本化的指南书。 ◇《中国开放政策与日本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