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1984年12月27日)第一银行光化门支行方面的拒付处理,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理解。若说把提交交换的全部票据匆忙作拒付处理只是单纯失误,那么拒收补足资金的入账又该如何解释。 银行是多么细致的地方,凡与银行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谁都不会相信会犯下那么多荒唐的失误。 事后回想,1984年12月起票据结算公司突然集中提出票据交换很是异常。一天之内突然有数百亿韩元的票据回笼,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而且我认为当时集团的状况还没有到会发生这种事的程度。 后来从别处听说,当时银行方面受到压力,若在截止时间内无法结算,就让国际出现拒付。但行长说怎么能让国际拒付,推迟了一个星期,最终不得不在27日作了拒付处理。 不论经过如何,确定的是,这一天的首次拒付处理使国际集团的信用遭到绝望性打击。此后的局面一目了然。票据结算公司纷纷收回贷款。因此到1985年1月23日前后,国际不得不被票据结算公司收回高达2012亿韩元规模的信贷。 首次拒付发生、票据结算公司收回贷款的局面出现后,第一银行等债权银行为阻止国际破产,开始为票据公司的信贷办理转贷。 此后国际只能求助于政府方面。只能呼吁通过银行贷款或支付保证来填补第二金融圈的负债。 就这样勉强撑到2月初,国际之所以能维持到那时,恐怕是因为“2·12大选”。选举前公布毕竟不好……静下心来想,有时也会后悔当时为何没有察觉到那种苗头。 在1984年12月青瓦台晚宴迟到事件之前,也曾有几次并非本意地刺激了权力方面情绪的事。 首先年初我兼任釜山商工会议所会长与新村运动总部釜山支部长。那年3月,我觉得新村运动已偏离本来宗旨,加上支援新村运动所需经费负担不轻,因此尽管新村运动中央总部方面强力挽留,我仍辞去了支部长一职。 另外4月间,崔顺达日海财团理事长为募集捐款,造访了当时设在教保大厦8层的会长室。企业的钱袋状况并不宽裕,其中国际因诉讼案资金周转正十分吃紧。崔理事长说明了财团出资募集计划后,我直言相劝。 “300亿韩元不是太过沉重了吗。哪怕用意再好,勉强收钱日后必定会招来非议。” 这番话似乎经警护室长传到了总统耳中。此事又与联合钢铁前业主权哲铉的诉讼案叠加,“国际被高层盯上了”之类的传闻以证券界为中心广为流传。 那年8月庆南梁山的通度寺高尔夫球场竣工后,我多次接到青瓦台某秘书官催促要诚心表示一下的要求,于是曾以3个月期票据缴纳了10亿韩元新村捐款。我判断所缴捐款并非须立即支用的紧急性质,才开了票据,但从收方的立场看似乎并非如此。 此外,对新世代育英会和新世代心脏财团,我完全没有缴纳捐款。别人也许做了缴捐等种种事情,但我妻子十多年来与病魔搏斗,年纪已大的我要卑躬屈膝地出入权门也觉难为情。况且育英会或心脏财团若募得大笔资金办了好事,至少报纸上应载有受惠者的故事,可这样的佳话怎么找也找不到。 所以内心里觉得不妥,我就没有做。就我而言是光明正大地过正常生活,可社会似乎并非如此。 我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就成就了国际。即便对中央舞台的动向迟钝,缺乏政治游说能力和与金融机构的交际术,那也不该成为缺点吧。 钻着这种空隙,一些通过内需行业或官方工程成长起来的企业紧贴权力,时常需要其庇护。这类企业的业主不顾公司规模,献纳各种正式、非正式捐款,甚至显出权钱勾结的迹象。尤其在1984年和1985年初,这种气氛被强烈感知到。 ◇1984年8月,在庆南梁山通度寺高尔夫球场开场仪式上,梁会长进行纪念开球。
1994-02-19 | 梁正模 <前國際그룹 회장>
财界回顾 题字:权昌伦 <2188> 如今我也有话说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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