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国际竞争力强化及经济制度改革特委(委员长金杞培)继17日之后,18日继续举行了“国际竞争力强化制约因素与对策座谈会”。当天座谈会上,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黄仁政、大宇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汉久等人作为发言人登台。以下为发言要点。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黄仁政=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一需要吸引外商投资并改善企业环境。近来技术霸权主义倾向使新技术、尖端技术难以获得,短期内只能利用通过外商投资引进的技术。因此应放宽土地利用等各种管制,把营业环境改善到其他竞争国水平,使国内外企业积极投资。 第二,工资稳定与劳资合作关系的确立至为紧要。为此需要修改劳动关系法。吸引外国企业对韩投资的成果,只有依靠制度性的稳定机制而非一时的劳资稳定才可期待。在现行制度下,罢工给雇主方带来的负担远远大于劳动者方,此时雇主方只能百战百败。法律修改方向应是,在有关集体劳资关系的工会法及劳动争议调整法中提高工会活动的自主性,同时分担罢工带来的痛苦,从而谋求劳资间谈判力的均衡。此外,应通过责任制而非工会参与经营的要求,来奠定劳资协作的基础。 高利率对策 第三,应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为此,应在不引发货币供应量增长压力的范围内,扩大企业的商业借款或放宽外汇贷款条件,使企业能够利用低息海外资金。 第四,有效推进去管制政策。为此,不仅要有年初成立的经济行政管制放宽检查团,还应设立由研究机构、新闻界、利益相关团体等组成的各行业“管制放宽民间协议会”,促进去管制,使民间经济活动自由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此外,只有精简政府组织和人员,去管制才有实效。 第五,非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强化。政界也应消除旧制度造成的进入壁垒,使具备国际视野的干练政治家能够积极参与。官僚组织同样必须克服僵化的人事制度对人才选用的限制。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院长柳莊熙=为强化国际竞争力,首先应开展最大化内部能力的工作,把经济主体培养为能够在各种形态竞争中领先的“世界竞争人”。 此外,为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和水平相协调,制度国际化必不可少。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等世界贸易秩序的变化,我国与贸易相关的国内制度及惯例必须与之协调。 同时,应积极参与并应对世界跨国企业活动领域扩大、世界经济多极化所带来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形成,谋求分工利益。为此,应向外国企业积极开放我国的资源和市场,对在国内开展营业活动的企业,无论其国籍一律平等对待,即必须遵守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 对于因泛欧经济圈形成而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高的欧盟,与其合作应从缔结韩欧基本合作协定等强化制度性安排入手。 ▲产业研究院(KIET)院长车东世=第一,劳资和平与工资稳定至为紧要。目前仍难以认为劳资和平已在制度上、惯例上确立,因此需要制度改善与惯例变化。以劳资双方意见对立尖锐为由,劳动相关法律的修订被搁置,有必要在今年工资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将其公开讨论,追求劳资间的社会共识。 第二是利率稳定。近来为稳定物价实行金融紧缩,但设备投资一旦恢复,利率有可能再度反弹。为实现利率的长期稳定,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必须增加,并应废除对低息海外资金筹措的管制。 第三是地价稳定。迄今为止的抑制房地产投机政策在地价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对土地取得及利用管制过度,给企业带来不便。因此今后的土地利用管制应引入负面清单制度,便利工厂设立;抑制房地产投机则应完成土地综合电算网,使土地保有税现实化,同时依靠对买卖收益的彻底课税。 确立长期愿景 第四,应确立小而开放但强有力的政府形象。推进大幅缩减管制职能、整顿管制组织,剩余人员应转用于支援企业及服务民众。同时应成为重视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政府。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院长金殷泳=我国科学技术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从产业层面看,企业缺乏长期愿景。存在只急于眼前短期利润而回避技术开发投资的倾向。此外,产业界认为依赖外国技术更为便利的意识十分普遍。 第二,在政府部门,由于各部门在科学技术相关业务上的割据主义,各自独立、相互竞争地推进政策,国家层面的综合研发战略不足。 因此,为克服上述问题,重要的是先行开发能够激发产业界对三维电视等下一代产品投资意愿的原创性基础技术。同时政府也应强化综合科学技术审议会的职能,激活科学技术相关制度的综合协调功能。此外应在国会设立科学技术相关特委。各部门则需新设统管研究项目的科学技术专门官制度。 此外,为营造富有创意、自主的研究氛围,应推进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按职能专业化。为提振研究人员士气,应将薪酬至少提高到大学教授水平,并实现加入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制度。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金大模=为强化竞争力,最重要的是有效积累和利用人力资本,为此需要产业和平、促进人力开发以及人力供需顺畅。应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对就业及人力开发、工资、劳资关系制度等进行具体研究。 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减少,而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中小制造业人力短缺严重,高学历者及青少年失业率高,这是我国就业结构的问题所在。应通过完善外国人研修制度、扩大职业培训机会、健全雇佣保险制度等法律制度性配套措施来解决这些就业结构问题。 由于正规教育偏重人文、职业培训不足等原因,人力开发出现问题,应设法改善正规教育、将职业培训改组为以提高性培训为主等。 1987年至1993年的7年间,名义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1%,而名义工资却上涨16%,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背离。工资体系复杂导致工资谈判效率下降,工资决定体系过度偏重年功工资,使工资的激励功能减弱。 分担罢工痛苦 应通过抑制过度的工资上涨、提高生产率、强化职务职能工资要素等来解决工资问题。 ▲大宇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汉久=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打击的证据,不仅体现在出口增长率放缓,也体现在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及出口结构(地区、商品)并不理想。此外,上市制造业的总资本收益率和自有资本收益率自1989年以来已大幅低于日本,但国民的危机意识却几乎没有,异常到令人费解。 在竞争力减弱的对内因素中,环境能源部门的制约因素并不明显,而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上涨、投资效率低下、产业结构调整不足等供给能力方面以及社会间接资本方面的瓶颈因素则十分突出。 特别是如果韩国整体产业结构不能进一步向高附加值转变,重复过剩投资的倾向必然强烈显现。 人们常认为世界经济回暖可期,韩国经济也会随之好转,但由于国际竞争力减弱现象将持续,不能一味乐观。 发达国家经济中,美国已完成严峻的结构调整,日本和德国还将持续1至2年,但这些国家生产率已有相当程度提高,短期内几乎没有工资上涨负担,生产成本有望下降。 因此,首先应作为战略应对之一,找出既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投资成本,又能避免社会摩擦的方案。 其次,社会体制需要弹性,因此必须有各经济主体的自制力和利益集团内部的协调力作为支撑。因为国家竞争力就是比别人更快回归适当水平的能力。 ▲乐喜金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允镐=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制约因素,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已恶化到外国企业回避投资的程度。 这当然是因为无法满足他们利用低工资或瞄准内需市场的需求。 人工费急剧上涨使我国的比较优势结构发生了改变,而研发总投资规模以1992年为准仅为63亿美元,只是略高于美国通用汽车59亿美元的水平。 因此,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首先应着手经营革新,并应密切关注发达国家一流企业正在国际化、信息化、组织扁平化方面推进经营革命。 在政府层面,为化解高成本,政府应具备高度组合相互密切关联的汇率、利率、股价、物价、工资等要素的能力,并善于选择政策执行时机。在放宽管制方面,也不应逐一审议现有管制的存废,而应只保留确有必要的管制,其余的一举取消。 强化职业培训 我国经济目前在物质基础、知识基础和意识基础等各方面都存在弱点与矛盾,只有先形成国民共识,才能真正进入竞争力强化阶段。 ▲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林东升=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看,轻工业产品价格偏高,材料产业质量偏低,加工组装产业对海外材料和零部件依赖度高,因而处于劣势。 首先,作为改善方案之一,在大企业相关制度方面,企业是否选择某一行业应完全交由企业经营战略决定。因为行业专业化固然有其优点,但经营多元化也有优点。 政府计划把目前为净资产40%的出资额度限制降至20%~30%,对30大集团则从47%下调至20%,但今后资本市场真正开放后,外国巨额资本有可能以假名蚕食特定公司股票,经营权面临受威胁的可能。 此外,考虑到目前商业银行因无主经营而效率极低,应摆脱官方主导,积极推进民营化;第一阶段实现银行人事权独立和强化贷款审查职能,第二阶段则应大幅放宽乃至废除目前为有表决权已发行股票总数8%的同一人持股上限。 货币管理方式也应摒弃单纯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会引发物价上涨的认识,物价稳定应把重点放在成本要素的稳定上。货币管理的中心指标也应转向利率、汇率等金融市场价格变量,以稳定利率。 出口保险制度方面,我国出口保险基金因政府财政支援不足,截至1993年8月底仅为有效合同额的4%水平,使用度极低。相比日本的32%,我国的使用率仅为5.4%的水平。 因此认为应将出口保险基金扩大到有效合同额的10%水平,并大幅放宽出口保险的承保条件。 ◇KDI院长黄仁政、KIET院长车东世、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林东升等国策及民间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出席国会国际竞争力强化特委主办的政策座谈会,提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方案。【姜在薰】
1994-02-19 | 金仁模 安義植
〃应对技术霸权须全方位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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