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权昌伦 政府宣布集团解体后的一个多月里,不只是我,全家人都为会有什么后续措施而惶惶不安,在恐惧中度日。 有人说韩国国税厅的调查组已在待命,也有人说正在调查是否有外汇外逃。还传来说一有情况就要拘留。当时的气氛就是那样。 因为冲击太大,不服安眠药就无法入睡。我妻子那时因青光眼视力正逐渐丧失。据说以国内医术无法治疗,已在美国的医院预约了手术。若错过手术时机就会永久失明,可当局仍不准出境。不仅是我,女婿们、集团的专业经营者们同样被限制出境。 媒体对国际集团解体的反应极为冷淡。报道尽可能被压小,即使报道,也突出不道德经营、家族式经营体制等。 经济团体也一概不予评论。这是财务部下达的威慑。我担任副会长的大韩商会自不必说,全经联也成了哑巴。 然而我勉力平复了这种冲击。在国际集团解体宣布之后,出于企业主的责任感,我仍尽全力收拾局面。可过了几天,第一银行来了人。既不是支行长,而是银行的次长级人员,拿着几十张各类合同书,态度极为公事公办。他们把事先拟好的国际商事股票及经营权转让预约合同书和股票买卖合同书递到我面前,要求盖章。这与强迫无异。 股票买卖合同书上只写明合同日期为次年即1986年,而股票买卖价款栏干脆空着。预约合同书也只是名为预约,内容上则是一签订即产生股权转让效力的实质性正式合同。 我当然拒绝盖章。在可怕的恐惧中,我仍不敢相信国际集团已被解体;即便如此,若要把企业转让给第三方,理应事先与我方即国际方面协商。 然而他们的压力猛烈而执着。我撑了几天,但在极度紧张与压迫的折磨下,再无力坚持。结果我沦为了一台盖章机器。他们似乎也只把我当作一个只会盖章的无力之人。 他们据此于85年2月28日立即在国际商事定期股东大会上代理行使了表决权。通过那天的股东大会,他们让包括我在内的国际高管退位,同时选任接收方派来的高管为董事,从而掌握了经营权。 此后强迫在合同书上盖章的事也没有间断。为了扭转我不得不采取的不配合态度,他们甚至抛出了解体当时担任专业经营者的女婿们的连带保证问题。不仅女婿们,连员工们提供的连带保证也不予解除,他们的房子眼看要被银行收走。如今也一样,企业主或高管为银行贷款提供连带保证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就这样连我的软肋都抛出来,要我盖章。 到最后,就连身边的人也开始劝阻拒绝盖章的我。他们是真心担忧我的人身安危。越是如此,我越要忧心火星会溅到身边人身上。当时在绝对权力面前,不盖章又能怎样呢。 我只能在自暴自弃的状态下盖了章。听说社会上有人以此揣测,说我顺从地配合了接收事务。然而若未经历解体宣布之后那种令人胆寒的极限处境,是无法理解我的心境的。 ◇梁会长与夫人金明子在81年10月某次聚会上亲密的模样。然而四年后集团解体,梁会长不得不度过无眠的日子,夫人金氏因青光眼视力渐失,却因禁止出境措施而无法在已预约的美国医院接受治疗。
1994-02-16 | 서울경제
财界回顾 <2185> 如今我也有话要说 梁正模 <前国际集团会长>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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