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假释后,张玲子以2000亿韩元规模的不动产为依托,四处宣称要大干一番事业,最终却制造了1000亿韩元规模的金融事故,面临再次入狱的境地。 1982年张玲子曾上演6000亿韩元规模、被称为“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诈骗剧,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尽管坐了10年牢,如今却暴露出与当年同样的泡沫式事故。 此次事件中,不动产景气低迷与金融实名制的突然实施似乎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分析,假释后张玲子从私债业者处筹资周转,同时努力处置持有的不动产,却因景气低迷而受困;实名制实施后私债市场瘫痪,导致其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特别是实名制之后,她收购只剩招牌的公司(有平商社),或欺骗管理松懈的公司(大明产业·POS SYSTEM),大量取得票据用纸滥发票据,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最终走到了极限。 而且在此过程中,她拉拢那些急于吸收存款或过去关系密切的金融人士,把形同废纸的票据在相互信用金库贴现以筹措资金,由此事故金额如雪球般膨胀。 关于张玲子四处筹集资金的原因,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要开始新的事业;二是为筹措维持过去奢华生活的开支并投资股票。事业推进说源于张玲子曾对周边人士表示要开展1000亿韩元规模的休闲产业,以及近期在首尔江南开业大型桑拿的传闻等。但考虑到张玲子连保镖都带、每月开支达数亿韩元的奢华生活,以及插手股票等情况,很难认为其在推进什么特别的事业。也就是说,张玲子所谓做事业,恐怕不过是像1982年那样的放贷生意。 此外,她曾竭力处置被朝兴银行查封的不动产,却因景气低迷及处于查封状态而困难重重,在其资金困境加重之际又恰逢金融实名制实施,于是重演过去的手法着手筹资。特别是,她原本要将釜山凡一洞2000余坪土地以230亿韩元卖给富山公司,后又取消交易,需支付违约金23亿韩元,这成为张玲子相关倒账的开端。 从与张玲子事件有牵连的人物来看,首先浮现的是前首尔信托银行狎鸥亭洞支行行长金七星,他作为票据发行负责人介入了资金流动的相当部分。 金七星身为现职银行职员(管理部管理役),同时担任张玲子实际持有的有平商社的理事。按银行服务规定,银行职员不得在其他公司任职。金七星尤其利用前支行行长的身份,在狎鸥亭洞支行未凭印章便取出私债业者河贞林存入该支行的30亿韩元,并将这笔钱存入有平商社、POS SYSTEM等。因此推测票据发行与结算均由金七星一手包办。金融界认为,金七星在张玲子假释后即与其结缘,负责银行方面的打理。 票据贴现似由商业证券常务申相植负责。出身商业证券前身首尔投资金融的申相植,利用首尔投金出身的人脉,在碧山金库和民国金库为有平商社的票据办理贴现。事故发生后,申相植代为偿还了碧山金库的票据贴现额2亿韩元,并向民国金库(5亿5000万韩元)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位于驿三洞、价值约10亿韩元)作担保。这一情节印证了申相植深度介入此次事件。据推测,申相植还负责张玲子的股票投资以及实名制之后的洗钱工作。 申相植向周边人士表示,他是经前首尔投资金融社长金永德(曾任首尔银行行长)介绍认识张玲子的。金永德是1982年当时与张玲子关系密切的人物。此次事件中众多首尔投资金融出身者介入,似与金永德有关。 三宝相互信用金库社长郑泰光也出身首尔投金。三宝金库被查出为有平商社的票据办理了50亿韩元贴现(其中20亿韩元已收回),并持有有平商社等发行的大量票据,是此次事件中可能受损最大的一方。张玲子一方面利用金永德与郑社长的关系,同时也为三宝金库拉来150亿韩元私债资金作为存款。此次事件牵涉的其他金库也有首尔投金出身者介入。 私债业者河贞林也是此次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河贞林不仅直接向张玲子借钱,还在张玲子动用金融机构时为其组织存款。首尔信托银行狎鸥亭洞支行被非法提取的存款也是以河贞林及其丈夫的名义开立的。 金勇男出身前中央情报部,是10·26事件当时在现场受伤的人物,从1982年起就为张玲子办事。现任张玲子的秘书室长。不过金勇男表示,自己并不了解资金关系,只负责处置不动产及古董以筹措资金。 POS SYSTEM、大明产业被认为是遭张玲子利用。 此外据悉,过去与张玲子及李哲熙有交情的国会议员和军方将星出身人物,也曾向张玲子借钱或提供担保。特别是经确认,某位将星出身的财界人士以自己的住宅为担保从东亚相互信用金库借得4亿韩元转交张玲子,并持有有平商社发行的票据。 综合这些相关人物的角色可以看出,张玲子以金七星和申相植为筹资及管理负责人,通过融通票据筹资,并让金勇男处置不动产筹措资金。其后在处置不动产过程中发生支付违约金的情况,加之实名制使私债周转也变得困难,通过票据倒手实现的资金周转遂陷入困境。 ◇张玲子事件关系图
1994-01-23 | 李世正기자
实名制与房地产低迷成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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