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1-06 | 金東石 (노동부 노정과장)

经济讲堂〈136〉劳动政策新潮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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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川农高 ▲印度尼西亚大学及研究生院 ▲劳动部妇女少年科长 行政管理官 在发达国家,当本国经济因物价和失业问题等面临困难时,劳、资、政三方不执着于各自的个别利益,而是设定共同目标,达成“社会协议”,从而成功克服国家困难的事例很多。 以邻国日本为例,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高物价与高工资上涨(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23.3%、工资上涨率32.9%)的恶性循环持续,日本利用劳、资、政、学界四方协议机构“产业劳动座谈会”克服了经济困难:工会自律克制引发通胀的高工资上涨,政府与企业主则努力扩大就业、改善年金、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在经济趋稳之际(3年后的1977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8.1%、工资上涨率8.8%)为增进劳动者福利奠定了基础。 德国也在1960年代中期因严重的财政赤字、失业以及物价上涨而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政府于1967年制定《关于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法律》,规定所有经济主体都应为克服经济危机共同努力。依据该法,劳、资、政定期会面,协调各集团的利害关系,并就经济政策协商合作的“协调行动”得以制度化。参与这一“协调行动”的包括企业家团体代表、德国总工会、联邦经济部长、经济咨询委员会代表等所有负有责任的经济主体,通过分担各自角色并予以实践,使经济得以复苏。 澳大利亚为应对1983年面临的国家经济萧条,执政的工党与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达成“社会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引入工资上涨随物价上涨而定的“物价联动工资制度”。此项社会协议之后,几乎未再出现超出全国既定工资上涨率的要求。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自律克制过度的工资上涨,政府则推进各类社会保障扩大、实际收入补偿等措施,从而实现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