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末期,国际化的第一波浪潮敲打紧闭的锁国之门时,我们既无力抵挡,也缺乏破局之策,最终遭遇了延续数千年的国运整体沉没的不幸。 二战之后,以关贸总协定体制为象征的又一波国际化浪潮涌来时,我们明智地顺势而上,重振了搁浅的国家经济,成就了汉江奇迹。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化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吞并一个国家,也可能把它引向繁荣富足的新世界。 两面的国际化 走上这两条岔路中的哪一条,取决于国际化本质这一客观条件,以及应对国际化这一主观努力。 朝鲜王朝末期,先进列强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为武器,单方面强加以掠夺弱小国家资源与市场的帝国主义式国际化,而我们未能克服封建落后性、统治阶层的无知以及国论分裂这些自身矛盾,因而必然走上被支配之路。 二战之后的关贸总协定体制,是在美苏军事对峙格局下,由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资本、技术和商品市场的温情主义式国际化,我们采取了出口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有选择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合时宜的开发战略,从而充分利用了国际化的好处。 “管制的明码标价” 后冷战时期预计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第三波国际化,预示着开化了的经济帝国主义的登场。刀枪的威胁减少,但拥有优越经济实力的国家的威胁将更加露骨。随着弱肉强食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的冷酷逻辑得势,只有强大的国家和企业才能生存。 第三波国际化浪潮给韩国产业带来的挑战与机会各占一半。既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实力与后发国家低工资的夹击,陷入进退两难的危机;也可能在攻占后发国家市场的同时追赶发达国家,在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崛起为主角。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是弹簧经济。若被两侧的挤压之力压倒,就会收缩并失去弹性;但若自身力量强大,就能压制周围并伸展开来。 第三波国际化时代展开的经济战争带有全面战的面貌。要在全面战中取胜,国家的全部力量都必须集中于强化国家竞争力这一单一目标。经济战争的主角是企业,但若全体国民不齐心合力,必然丧失斗志而败北。经济部门公务员、金融机构职员自不待言,政治人物、外交官、情报机构人员、教育者、研究所职员,甚至文化艺术人士,都必须时刻把国家竞争力放在心上去思考和行动。 为造就强大的企业,政府应做的事是废除妨碍企业自律与创意的管制。 保护“得不偿失” 废除管制之所以只停留在口号上、进展迟缓,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的不信任与过度保护意识根深蒂固。因为不信任企业,管制的标准与范围进一步加强;企业为规避过度的管制成本而谋求变通与违法,这又招致进一步的不信任与管制强化。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顺从管制的企业反而受损的矛盾。管制应维持在为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与安全等公益所必需的最低水平,而一旦确定的标准则应严格、无例外地遵守,必须确立“管制的明码标价”。 在我国经济已进入成年期的今天,政府保护企业得不偿失。正如子女长大之后,若仍像幼年时那样,说去河边会溺水、上山会从岩石上摔下来,什么都不许做,就永远无法成为大人一样,对企业也应赋予最大限度的自律,使其能够自行冲破国际化的浪涛。 责任应由企业承担 自律通常伴随责任。企业必须对经营成果负全部责任,即使因国际竞争力薄弱而被淘汰,也不应归咎于政府或社会。因政经勾结而滥发救济金融、以国民经济为抵押对集团利己主义式工会活动的默认、在经济力量集中的保护伞下掩饰散漫经营的惯例等,都是模糊经营责任归属的痼疾,应尽早消除。 除放宽管制之外,政府应做的事是在劳资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构建合作体制时发挥催化剂作用。要在经济战争中取胜,首先必须在敌人面前整肃自身阵列,这与武力战争并无不同。导致临敌分裂的主犯是劳资矛盾、企业间过度竞争、企业与政府的对立以及政府部门间的割据主义。政府应率先扫除部门间割据主义,把一切行政手段汇集于强化国家竞争力,以此正当化自身存在的理由,并在这一道德基础上引导民间的合作。 新的一年,全体国民都应把国家竞争力这个词装在脑中,每天思考今天为国家竞争力做了什么而生活。
1994-01-05 | 李晃台 (산업연구원 先任연구위원)
时论 国际化时代生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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