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1-01 | 정리=李賢雨 鄭完柱기자

新年对谈 “经济战时代唯有‘竞争力’才是生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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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比赛中,蝇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不会同台较量,这是比赛规则。但在经济战场上,这一规则并不适用。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所有国家、所有企业如今不论体力强弱,都只能在同等条件下厮杀。在无限制、无差别的竞争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局面正在展开。要在竞争中取胜、活下去,除了培育实力即竞争力之外别无选择。 首尔经济新闻为检视我国经济的现实、探寻强化竞争力的方案,邀请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院长李贤宰(前国务总理)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崔钟贤进行了对谈。 对谈于新内阁公布后的去年12月21日下午2时30分起,在本社会议室进行了两个小时。 ▲李院长=先从乌拉圭回合说起吧。确实有许多遗憾。世界主要经济预测机构从80年代起就一致预告“90年代世界市场开放将全面完成”,我们也清楚乌拉圭回合的严重性,却似乎应对得过于安逸。至少从那时起就应该谋划对策。 ▲崔会长=我赞同“准备太薄弱”的批评。过去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可以用工业品关税壁垒、进口许可制来保护国内产业,出口商品也能通过出口利率、外汇贷款、借款等政府支持来强化竞争力,但如今情况已经不同。 对乌拉圭回合应对安逸 ▲李院长=我认为必须重新确立国家竞争力的概念。此前一般把“国家竞争力=经济竞争力”,现在则要转变为不仅是经济,还包括政治、外交、文化、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整体国家竞争力。苏联解体后,世界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个方向奔流。市场经济体制与自由贸易主义听起来不错,但其中不正隐含着“激烈竞争”这一可怕的深意吗。 ▲崔会长=过去那样的保护屏障消失了,企业也只能赤身裸体地投入竞争。只有通过技术开发和惨烈的市场开拓才能生存下来。这可以理解为企业已进入不再是单纯商品竞争、而是经营战争的时代。从企业立场看,当前的经济环境就是生存问题。 ▲李院长=经济集团化对我们而言正成为巨大的壁垒。虽说乌拉圭回合达成了协议,但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弥补先进国与后进国差距的集团化,而是先进国之间的集团化,因此反而可以说是妨碍自由贸易的绊脚石。换个说法,就是经济霸权主义、新保护主义。 乌拉圭回合也打着国际化、开放化、自由化的旗号,但归根结底那是强者的逻辑。所谓乌拉圭回合,就是把棋局摆成有利于强者的样子。更具体地说,乌拉圭回合不正是要求开放美国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金融和服务业吗。 ▲崔会长=从G5、G7就可以看出,最发达的国家正出现整合为一个市场的动向。预计今后还会走向G10、G15,乃至G20。这些先进国在经济政策上甚至毫不避讳地干涉他国内政,这可以解释为是为了掌握主导权。在商品、资本、人员可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竞争只会更加吃力。 ▲李院长=正如美国在大米问题上的态度所显示的,不会因为我们经济实力落后于他们、或者因为是分裂国家,就成为开放的例外对象。国民、政府、企业等所有经济主体必须拥有共同目标,构筑全国性的自卫体制。新经济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是放宽管制,但放宽管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企业的税制、金融等各种优惠措施将减少。归根结底就是企业必须自己解决问题。曾对经济发展大有帮助的低工资结构转为高工资,政府支持又减弱,那么企业就必须自行通过经营与技术革新寻找生路。同样,农业也必须通过契合技术密集时代的结构改善来寻求生存之道。 ▲崔会长=强化竞争力的首要责任在企业。在整个财界层面组建国家竞争力强化民间委员会,也正是出于这一背景。在要求政府做什么之前,企业先通过经营革新消除内部低效因素、强化竞争力。在此前不佳的条件下仍实现了年出口805亿美元,如果我们更加努力,我认为实现1000亿美元出口、100亿美元顺差也是可能的。但经过两次分行业竞争力实况分析以及对地方中小企业界的考察,我深切感到仅靠企业努力力有不及。需要创造性模仿 高利率、高工资、高地价、行政管制、社会间接资本不足等企业外部条件的改善十分紧迫。生产要素除土地、资本、劳动三大要素外还可加上企业家要素,而这些条件无一不是不利的。工资与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直接相关,难以一概而论,但超越生产率与技术水平提升的上涨是行不通的。当前的高利率是竞争力削弱的决定性因素,但企业自身无能为力,过度的管制又在削减企业的积极性。 ▲李院长=我认为,正是因为政府对企业支持过多,管制才随之增多。这种情况长期延续,结果公务员的观念固化,放宽管制实际上并未落实。企业也陷入了“政府会替我们安排好”的惰性。短期内也许可以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强化竞争力,但最终必须坚持交给市场经济原理的政策。政府该放的要果断放开,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创造力才会涌现。有必要回想一下,80年代中期“三低景气”这种依靠外部因素形成的竞争力强化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大限度放宽管制才是顺应市场竞争体制,企业也要通过自律努力具备应对国际化、开放化的竞争力。此外,政府官僚和企业家培养对开放化、国际化的感觉也很紧迫。 ▲崔会长=政府管制一多,只会导致抑制企业积极性的结果。前不久接受日本报纸采访时,对方问到行业专业化,为便于理解,我以日本精工公司也生产高尔夫球杆为比喻,说明限制我国大企业连高尔夫球杆都生产、只培育主力事业,正是行业专业化的宗旨,结果对方却歪着头说“不明白那为什么会成为问题”。把财阀的业务扩张一律斥为章鱼式扩张,很可能压抑企业的积极性。 在无国界竞争时代展开的情况下,大企业却要在被绑住脚踝的状态下应对,这一现实有必要冷静地回顾。 ▲李院长=为技术革新而重新确立技术人员精神也很重要。此前偏重于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习得技术。但技术中既有引进后立即与先进国竞争的,也有像日本那样对引进技术进行创造性模仿、积累为自主技术的。不是引进技术就完事,还要思考我们如何消化所引进的技术、将其发展为自有技术。不过技术再高,若技术人员没有匠人精神也毫无用处。 我曾听说,以合资形式进入的日本电脑公司相关人士看到我们的工人擦拭电脑零件时用衬衫或废纸片去擦,吓了一跳。归根结底,与其说是我们技术水平低,不如说正是这种收尾不到位,才会出现被索赔的情况。 成为国民的企业 ▲崔会长=我认为企业的姿态如今也必须改变。最近我参加了经济学家俱乐部的讨论会,遭到许多带有指责意味的提问:企业家做过什么值得称赞的事吗。对逃税、挪用秘密资金、践踏竞争者等行为,有很多指摘。企业尽管以竞争为根本,但为了生存展开过度竞争、招致国民皱眉的事例确实很多。不过从经济开发初期就开始的财阀不道德行为以及企业间的矛盾,到了现阶段正逐渐化解。如果企业家专注于正当的企业行为,国民也会给出不同的评价。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在努力确立企业伦理,以免像过去那样被批评为财阀的利益团体;最近全经联的活动被评价为与以往不同,我也愿意把这看作鼓舞人心的事。现在正是企业自身根除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下决心以国民的企业重新诞生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转变,就无法应对国际化和开放化。 ▲李院长=大企业之间的矛盾也需缓解,但我认为化解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结构更为重要。只有以分工原理确立新的关系,才能解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矛盾。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必须由中小企业来支撑。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技术结构呈金字塔形态,才可以说是理想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曾说过要把企业集中与收入(所有权)集中区分开来,我认为这话是对的。 教育改革也很紧迫 ▲崔会长=在国内也许被称为大企业,但与同行业的世界性大企业相比,仍有许多不足。要以世界为对象展开竞争,以现在的规模我认为很吃力。但也不能不考虑到,企业各自把规模巨型化、集中化的过程中,存在因相互利害冲突而反复对立的可能。归根结底,企业间的问题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公正合理地决定,政府也应从经济逻辑而非政治逻辑中引导出答案,以使公正的规则得到遵守。 ▲李院长=教育问题也是必须谈到的课题。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教育也不算夸张。关于战败的日本迅速实现经济复兴,也有评价认为国际感觉和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教育制度是原动力。政府、学校自不必说,企业也要关注教育,扩大教育机会、提升教育质量。 时间似乎到了。归根结底,为了强化国家竞争力,只有政府、企业、国民等所有经济主体都具备国际化、开放化的时代认识,紧紧团结、共同奔跑这一条路。今天辛苦了。 ▲崔会长=感谢您的精彩见解。 ◇崔钟贤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李贤宰 精神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