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2-18 | 徐翊源

[农村有出路] <4> 自80年代中期"备战开放" 日本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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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将大米市场开放视为“社会性冲击”。围绕大米市场开放问题展开幕后谈判的同时,自民党政府也像韩国政府一样宣称“大米不可开放”,却不时通过媒体透露“开放不可避免论”。 农民的抗议示威和野党的反对也十分激烈。经历这一过程,最终扛起开放这支“枪”的是政权基础薄弱的细川内阁,而作为联立政权最大势力的社会党又不肯收回反对立场,细川首相甚至在凌晨4时举行记者会宣布大米开放。 然而与韩国的迫切处境相比,日本的这番喧嚣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性质不同的过敏反应或作秀的印象。韩国与日本在农村结构、农户收入等农民生活方面差距之大,正是如此。 “简直就像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农村。” 即便不是农民,许多日本人走访韩国农村后都会这样说。专家认为,耕地整理率尚不足50%、种稻农户大多仅拥有耕耘机或插秧机的韩国农户,实际上比日本落后20~30年左右。 当然,也很难断言日本农业是成功典范或具备国际竞争力。日本大米生产成本比韩国高约20%,属世界最贵水平,大米、牛奶、水果等为生产过剩而苦恼;另一方面,其粮食自给率按热量计为48%、谷物为30%、饲料为26%,是世界第一的粮食进口国。 高中或大学毕业后从农的年轻人口逐年减少,1962年为7.7万人,70年代后期为1万人,90年代减至1800人,农村老龄化与韩国一样成为严重问题。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自1960年制定“农业基本法”以来,凭借经济大国的财力持续进行果断投资。 日本的农业培育与支援通常以10年为单位分为三个阶段:至1970年重点在于农地整理和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至1980年则积极推进各项制度完善和机械化等补贴扩充。这种重点支援有时也与工商业政策负责人或城市劳动者产生矛盾,以至一位政府高官称“农林水产省是补贴分配机构”,农林水产省一般会计的60%以补贴形式流入农村。 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UR)谈判提出时起,政府和农民团体就制定了周密的应对方案,尤其将重点放在地区作物的特产化与竞争力强化上。 1979年从大分县一个村庄开始的“一村一品运动”也扩散至全国,农民的自救努力活跃展开。一村一品运动有三项原则:“从地区走向世界”“自立自助”“人才培育”。日本人特有的勤勉与自救努力为农村带来新的活力,收入也大幅增加。 日本农民还在机械化的同时,完善并强化了生产、加工、流通、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协同体制。即便在山间偏僻地区,也由农民建起当地特产的加工厂,并直接负责出货,从而提高了农外收入。 在政府的这种支援与农民的自救努力下,农业结构整体上与韩国存在显著差距。 首先,就大米而言,韩国占GNP的3.1%,日本为0.6%;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韩国为22.5%,日本仅为4%。农外收入方面,韩国农户为30.5%,日本则高达83.6%。此外,与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比较,韩国停留在89%,日本为130%,反而更高。 更何况,除非日本政府在临近的UR达成及农产品开放上踩下加速踏板,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徐翊源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