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部的通信政策迟迟找不到方向。 邮电部今年因“烫手山芋”般的第二移动电话运营商选定问题,纠缠了整整一年。然而最终却只是把管理和执行国家重要电波资源的全部业务推给民间,展现出草率行政的面貌。因此甚至出现了“邮电部到底为何存在”这样的根本性质疑。 特别是只顾清算过去的移动通信问题,在面向未来的个人便携通信(PCS)、集群通信(TRS)等新通信服务引入日程等通信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寸步未进,明显暴露出视野与能力的局限。 邮电部10日公布的移动电话事业推进计划,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首先是邮电部此前并未深入考虑的韩国移动通信(KMT)完全民营化被提前推进。由此,邮电部原本打算到1998年前后才完全民营化的韩国移动通信,明年2月就将把经营权移交民间。 另一点是,政府在无论以何种形式都“理应”参与的第二移动电话运营商选定过程中,干脆完全撒手。这被视为:在把国家层面比任何领域都重要的通信事业许可给民间的同时,连理应经过的合格运营商评估与选定也交给民间,等于放弃了“政府的角色”。 邮电部把单一联合体的组建全权委托给财界代表全经联,打出“最大限度尊重民间业界自律性”的旗号。然而在如新通信运营商选定这类涉及巨大利益的问题上,民间自律的极大化极有可能导致通信政策的“无政府主义”。 邮电部还把“国民能够认同的公正透明程序”作为单一联合体的另一理由。但与利益集团集合体无异的全经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透明公开自身利益分配的过程,国民又是否真能认同其结果“公正”,仍然是疑问。 有人指出,邮电部最终是在这种逻辑矛盾之下,采取了把第一运营商的经营权和第二运营商的选定权全都交给民间的近乎自暴自弃的对策。 对邮电部而言,移动通信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特惠之争,政界此前也一直支持单一联合体,加之近来因大米市场开放金泳三政府被逼入角落,需要毫无杂音地解决问题,这一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邮电部内部倾向于避免在第二运营商选定中采用事业计划书(RFP)评估这类正面突破式解决方式,这也是事实。 但多数意见认为,既然已抛出把韩国移动通信经营权移交民间这“另一块蛋糕”,第二运营商选定就应按原则采用RFP方式。像现在这样毫无对策地把第一、第二运营商一次性交给民间,承担“国民耳朵”的通信事业究竟能否由有资格的企业承担并履行,令人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最坏情况下第一运营商归于“只有钱的企业”,第二运营商归于在财阀集团间“权力游戏”中取胜的企业,而邮电部在这一过程中完全无法介入。 此外,邮电部频繁错失政策时机也十分显眼。单一联合体并非新冒出的构想,从去年起就已讨论。今年初也曾深入研究过的替代方案,本无必要硬拖到年末。正因只是拖延时间,鲜京、浦项制铁、可隆集团、Tongyang、双龙、东部等去年参与移动通信的企业,不仅丧失既得权,此前投入移动通信事业的巨额投资、高级人力投入等努力也化为泡影。 也有人指出,把韩国移动通信民营化与第二运营商挂钩推进,本应更早尝试。目前每股超过20万韩元的韩国移动通信股票,按邮电部“挂钩推进战略”的本意,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大量买入。要成为韩国移动通信的大股东,需要多达4000亿韩元以上的成本。 如果邮电部在挂钩方案首次提出的10月迅速推进,收购企业只需投入约2000亿韩元即可。如今成本过高,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承担,因此韩国移动通信股票分散出售的可能性增大。这是邮电部错失政策决定时机、使问题解决变得复杂的典型例子。 仅就新通信服务引入政策问题而言,邮电部原本也应在今年内完成所有日程的制定。PCS、TRS等新服务,对希望参与通信事业的企业来说,实际上与无线寻呼或移动电话运营商选定具有同样意义。 就从政府手中拿到新事业利益这一层面来说是如此。换言之,如果邮电部更早公布移动电话新服务的引入日程,就能预防像现在这样财界全部集中于移动电话经营权的过热现象。 【李在权记者】
1993-12-14 | 李在權
[科学焦点] “烫手山芋移动通信”推给民间 通信政策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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