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市场开放已成既定事实,连基础农产品也被摆上谈判案板,日内瓦传来的进展状况时时刻刻让国民揪心。另一方面,国内因大米开放而弥漫着农民的愤怒与反抗,政府则忙于收拾局面、制定应对之策。 在部长作为乌拉圭回合(UR)谈判政府代表团团长离开后,接下担子的农林水产部次官金泰株(53岁)谈起“大米开放之后的农政方向”。 ——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您,但直接见面却很难。现在日内瓦和政府究竟在如何运作? “首先是会议太多。总理主持的会议、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主持的会议、党政协商,部门内部的干部会议、实务人员会议、进展情况汇报等不断召开。政府也在如此忙碌地行动,我认为这次真的会在冲击之外的另一层面,为我国农业和农民带来发展与变化。” ——但国民的关注,尤其是农民的愤怒与挫折感,都源自包括大米开放在内的UR谈判。既然次官的忙碌也是其中一环,就该讲讲您直接参与并推进的工作。 “如您所知,总统的谈话在诚挚道歉的同时,以强有力的重点承诺了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支援。那些具体事项要由我们来支撑。 推进方向大致可归纳为三点:强化我国农业竞争力、稳定农户收入与生活、扩充农村福利。这些内容首先由政府准备力所能及的部分,并汇集农民代表和学界的意见,在财源及制度得到支撑后,将分为长期和短期加以实施。” ——那么农民真的会富裕起来吗? 此刻让人再次思考的问题是,政府总是打出“复兴农村”式的重农政策,农村却更加凋敝。此前投资42万亿韩元的农渔村结构改善事业也一直被宣传为划时代之举,如今又需要新的政策,这不正说明原本就不够充分吗? “事实上,我在担任农林水产部企划管理室长时,起草了1989年实施的《农渔村发展综合对策》,1991年任第一次官辅时是《农渔村结构改善对策》的实务小组组长。现在作为次官又在推进新经济的新农政。就这一点而言,我对农民是怀有歉意的。 但现实困难也很多。首先需要庞大投资,坦率地说财政一直紧张,把优先顺序放在工业发展上也是事实。其次,即便投资,到显现效果也需要时间。而且农民的需求虽然部分源于与城市的相对比较,但总是走在前面。 实际上与5年前、10年前相比,农村已有相当发展和变化。政府持续投资是其基础。可即便如此,推进总是困难,农民的不满反而更大,作为农政的实务人员,我也常常感到悲哀。” ——财源不足、时间问题都可以理解,但眼下作为我国农业最后堡垒的大米等所有农产品的门闸已经打开,农村和农民不是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了吗? “新农政本身就是以农产品开放时代为前提的。只是这次UR谈判中,政府曾确立唯独大米不开放的坚定方针,却在国际社会的大势下被冲垮。不过大米也不是马上就会一下子涌来巨大损害。我国政府代表至今仍在竭尽努力,但暂时将以推迟关税化并采取最低市场准入方式,只进口相当于国内产量百分之几的数量。 当然,就大米而言,仅这百分之几的进口,因其在我国农业中的比重、情感及环境问题等,确实会带来超出经济逻辑的冲击。正因如此,政府这次才倾尽全力,再次进行全面整治,使我国农渔村在10年后、即便到了大米完全开放的时代也能承受并展开竞争的结构。 特别是这次,正如总统特别谈话中所提及的,“必须为农村做些什么”已形成国民共识,全经联、贸协等经济团体也率先参与,我确信这将成为农业发展的划时代转折点,成为转危为安的契机。” ——这个嘛……即使对未来抱有希望,农民现在所经受的冲击与愤怒,以及内外局势被逼到如此境地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呢? “我一直认为公职人员对国民永远负有无限责任。若被国民或任命权者追究,任何时候都应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我心情坦然。 ——许长官走上了如同敌境的谈判桌,而次官则相当于守着各种悬案与繁重事务集中的营帐,哪一边更辛苦呢?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我却重新切实体会到长官这个位置如此宽广、巨大,因而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位置。这不是讨好或装苦,事实上我最近也在度过公职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 只是我每天检查的全国770处秋谷收购现场,没有像往年那样焚烧稻草或拒绝收购,一片平稳;我每天通过电话向长官商议并接受指示,包括干部层在内的全体职员连周末也不休息、团结一致,成为很大的力量。昨天以农林水产部全体职员的名义给长官发去了鼓励电文,内外都要竭尽全力,睿智地渡过这次危机。” 金次官出身陆军士官学校,任官后曾任排长,因公伤退役,1966年在总统秘书室开始公职生涯,其后历任农林水产部企划管理室长、第一、第二次官辅,始终参与政府重大农业政策。金次官特别再次强调,当前的危机状况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可能转危为安,并表达期待称:“这次农政真的可能出现划时代的作品。” 【徐翊源记者】
1993-12-13 | 徐翊源
[周一访谈] “以大米开放为农村先进化契机” 农林水产部次官金泰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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