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11月30日《首尔经济新闻》第6版刊载的本人文章,12月2日《首尔经济新闻》第6版刊登了题为《对合理接近论的反驳》一文。读了现任农协中央会农村开发部长宋先生的文章后,本人一方面感到作为从事该职务的人士,其可嘉之意有一部分完全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其中多有“目光未能透纸背”和“见树不见林”之处,故想陈述本人的意见。 接触到该先生文中断言在城市从事生计者并非大米开放的受害当事人、而是第三者立场这一前提,本人实在无法掩饰深深的震惊。这话听来仿佛是说,城市居民是第三者、不是受害当事人,所以请退出对大米开放的关心,作为国民的一员,本人深感失望并有一丝不快。首先,有话必须冷静而明确地向略显激动的该先生说明。本人的文章说的是,在开放不可避免、不得不开放之时,应讨论充分的准备与对策这一必然应对方案,而非为赞成开放而论证开放的正当性,望该先生重读本人的文脉加以理解。大韩民国国民中有谁会赞成大米开放?至少我国国民中不会有一个人希望或赞成大米开放。不,可以断言没有。不仅是大米开放,任何领域的开放恐怕都没有人愿意。该先生的受害意识(?)——主张城市人是第三者、农民是受害者——这种逻辑绝不利于国家利益和问题解决。 近来出现的农民反对开放的斗争景象,或许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国际环境不仅完全不愿理解我们的反开放斗争,而且各国出于自身情况对我们的这份痛苦与呼吁视而不见。在多样的国际环境中,为了本国利益而勒紧我们脖子、要求开放大米的这股强大压力,我们怎能只是沉默旁观?仅凭“绝不可开放”这一张牌能进行什么谈判?若不深刻铭记“有备无患”的箴言,又如何能克服这一艰难的国际环境?倘若我国不是被迫承受大米开放压力的一方,而是能够向别国施压要求开放大米的强势一方,那该是多么幸福。 农民反对大米开放、国民反对大米开放、国家竭尽全力乃至拼死不愿开放大米,正是因为把“大米的存在”视为“国民的生存权”。有谁主张过因为日本开放大米所以我们也必须开放大米?本人想提醒的是,我谈的是连精明的日本也不得不开放大米的冷峻国际现实,并借此提议我们应以有备无患的精神,为可能到来的大米开放做好万全准备。 大米市场开放与我们的意志和所处环境无关、只能宿命般地实现,这种状况认知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注目的开放性质。这种大米开放的性质怎能被政治商品化?例如,以不可开放为前提投身政治斗争的在野党,在这个时代真的持有确切的替代方案吗?若假设这个时代在野党是执政党,又将如何阻挡大米开放压力?又如何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这一艰难的国际环境? 当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时代精神:国民与政治人都站在设身处地的立场,将打开大米开放难局的冷静意志与智慧汇聚一处。如今身处农民领导层者应做的紧迫之事,是大家共同商议,探索、研究并开发万一开放来袭之后农业得以存活的道路与战略。也就是说,现在是必须制定将农村损失降至最低、使农村复活的替代方案的时期。为何有关大米开放的讨论必须被视为禁忌?本人相信,真正的民主主义应以一种更高层次的国民意识为先——为了国家与国民,就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自由地讨论、辩论并倾听。该先生使用的“若开放大米农村就会崩溃”或“剥夺农民生存权”这类极端用语,反而对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毫无帮助。尤其是在农民领导层从事行政工作者,在用语使用上更需要极为慎重的态度。 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化时代,我国国民要明智地生存下去,其确切的角色是为在所有领域培育国际竞争力而寻求民族正气,即“伦理精神”的探索。对可预见的大米开放的深入讨论、辩论与应对方案,应在自由而理性的气氛中公开而深入地加以处理。对于今后可能到来的大米开放之后我们的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应以创造性的决心和坚决的觉悟,主动地治愈并突破我们的痛苦与困难。动辄以“卖国贼”或“反民族行为”相称的极端主义必须避免。不能因评价国家利益的标准和接近方法与自己不同,就使用“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开放大米不行”、“反民族行为”、“剥夺农民生存权的行为”等过激而鲁莽的言辞,这应予自制。极端主义只会使合理的解决方向变得不可能。
1993-12-07 | 서울경제
[建言] 大米开放…要看整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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