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2-02 | 서울경제

[建言]不可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开放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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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11月30日《首尔经济新闻》第6版刊载的梁荣泰博士《大米开放应理性对待》一文的建言,本人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如今我国农民正为“大米开放”这场巨大风暴而拼死焦虑。 在城市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士,因不是受害当事方而处于第三者立场,才可以充分提出这样的意见。 但希望能想到,无心投入池塘的一颗石子,对水中的青蛙可能是致命的。 我想问一句,笔者的故乡是否也在农村。 若追究造就今日产业发展与绚烂都市文明的原动力,不正是那些流血流汗耕作、把子女培养成社会栋梁的父母们,也就是农村的存在吗。 令人想起“牛骨塔”这个词。 建言中笔者强调国家利益,却对剥夺600万韩国农民生存权、韩国农村崩溃等毫不关心,令人遗憾。 韩国的农村! 特别是稻作,难道是只能以经济价值衡量的问题吗。 再次审视我们所熟知的稻作功能:承载国民历史的国民情感功能、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固有文化维系、劳动力就业、地区均衡开发等,承担着极大的公益性作用。因此,设想这一不仅对农民、也对全体国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产业崩溃的情形,不免担忧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将出现极其严重的现象。 一旦农村崩溃,离开农村的农民将涌向大城市。 本已严重的大城市交通、住房、环境、就业等现实问题再加上他们,城市问题将更加严重,想来都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提醒大家回顾国民对反对大米进口开放的意愿。1991年底韩国农协开展的“反对大米进口开放全民签名运动”,仅40余日便有1300万国民参与并载入吉尼斯纪录,记忆犹新;此外1992年6月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对“即使竞争力下降也应保护国内农业”有99%表示赞同,由此可见国民对“反对大米市场开放”的绝对支持。大米开放问题基本上应接纳这种国民意愿,并必须以全民共识为前提来处理。 农业基础崩溃 笔者提到日本开放大米市场,但日本与我国根本不同。众所周知,日本的人均GNP超过我国的4倍。日本农民收入中稻作收入所占比重仅为4%,而我国农民全部收入的23%依赖大米。我国的农村结构改善事业刚于去年开始,而日本从30年前就持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完全无视两国农业条件差异,称“日本都开放了,我国不也该开放吗”,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们的农村。 笔者强调国家利益即国民利益,那么600万韩国农民的利益又将如何。 我们为何强烈反对大米市场开放,除前述非经济功能外,更重要的是韩国农村如下的困难处境。 韩国农村中,国内耕地的57%为水田,全部农业人口的84%种植大米。农户收入的23%来自稻作收入。无论如何鼓励种植替代作物,对五千年来习惯稻作农耕的我国农民而言,可以说没有能够替代大米的作物。 姑且不论对国内大米低劣的价格与品质竞争力的担忧,就目前而言,开放大米市场无异于摧毁国内农业基础。 与日本相比不妥 笔者提到农林水产部部长对国家经营应有坚定的未来眼光、可预测的科学思维以及基于爱国心的高层次国家观,并指出岂能毫无替代方案只是一味高喊不可开放;但在上述韩国农村现实之下,能提出怎样的替代方案呢。 我们农民也知道,为增强产业竞争力需要国际化,要把我国商品卖到国外,也必须向国外开放我们的市场。 但我想强调,至少在大米市场上,直到形成韩国农民能够承受的条件为止,也就是直到去年起推进的农村结构改善完成为止,绝不能接受外国大米,这就是韩国农村的现实。 我认为,这是只有在农村结构改善事业完成、新农政成果显现之后才应讨论的问题。 对于金总统的竞选承诺应“为国家利益而转变为宣言性含义”的主张,令人震惊不已。竞选承诺是对国民的约定。约定只有被遵守才有意义与价值。 并未过去多少岁月,几个月前对国民作出的承诺却要转变为宣言性含义,这一逻辑至少我们600万农民无法接受。 也须考虑粮食安全 对于担负国民健康职责的笔者,我还想谈谈若大米市场开放将引发的国民健康问题。据说美国因大米并非主食,农药许可标准值是韩国的40倍,且收获后在储藏、保管、运输过程中使用农药是合法的,因此包括剧毒农药以及2种致癌性农药在内,共使用15种农药。 以低价掌控韩国大米市场的美国,随时有操纵价格之忧。最近因韩国和日本的冷害,大米国际行情上涨约50%,由此即可看出。不能把我们的性命交到外国人手中,这是全体国民的共识。 更何况,面对统一在望的今日局势,为了朝鲜居民,我们理应生产更多大米。 也有人认为,以最低市场准入方式设10年左右宽限期进口2%左右并无大碍。但这不是量的问题,其象征意义更大。 因此,如果以最低市场准入方式进口,陷入失落感的农民从那一刻起就将不愿再种稻。 据说,种植并出口目前韩国国民偏好的短粒种大米(粳稻)的国家是美国,而且只是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2000余家农户。产量也仅200万吨左右。美国却为了他们,要剥夺600万韩国农民的生存权。 恳切请求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本着“设身处地”的精神,哪怕一次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大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