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人视角研究亚洲社会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早已成为连研究Tongyang的Tongyang学者也不得不学习、引用并加以研究的必读书和经典。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以及东方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呢?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弟子、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自1919年青年时期便活跃于共产党活动的魏特夫,其对东方社会的关心在1939年纳粹与斯大林体制结合之后迎来转折点——他开始把苏联与中国理解为与东方专制主义同一根源。自此他事实上与共产主义决裂,并集中于对亚洲总体权力的研究,将其毕生研究主题凝聚于《东方专制主义》之中。 为什么Tongyang未能走向民主主义,未能存在市民阶级或工人阶级等社会变革力量?为什么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没能经由奴隶制与封建社会走向产业社会? 魏特夫的这种问题意识实际上带有若干西方人的偏见,因此对他的大作难以轻易全盘认同。Tongyang的总体权力以总体奴隶制为基础,并作为使之可能的装置国家而成为“权力基础社会”;相反,西方则是多元化的国家体制、财产权得到保障的“私有财产优越社会”。在此,他所看到的东方社会不仅缺乏自由竞争,而且亚洲式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巨大的地主,为维持这一点而设立国家装置,从而构成的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而是以权力划分的阶级社会。 没有竞争与自由、也没有私有财产的亚洲社会之静态性,根本上源于依赖与西方生产方式不同的水力——这构成了他论述的核心。依赖水力的亚洲社会在推进大规模灌溉事业的过程中,不得不造出动员和管理有组织劳动力的官僚装置机构。为了耕作而把水转用于灌溉目的的努力,不得不动员大规模人力,还要修筑道路与建筑,并且因无法离开开垦出的农耕地,还必须设置防卫该地区的防御构筑物。在这样的水力社会中,水力国家的统治者比资本家企业的支配方式更为彻底、更具强势性格。 水力社会的统治者拥有总体权力,而总体权力不允许任何能够挑战或制衡它的独立权力存在。一切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手中,他甚至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凭借物理性力量与公开处刑等恐怖强迫民众在心理上屈从。百姓在权力制造的恐惧中感到总体的异化,这成为使其无法把自己认知为独立自我的重要机制。 东方社会自幼便接受将这种服从内化的伦理与教育,以儒家的孝道为根本,家庭与国家被理解并被强加为可以要求绝对服从的某种东西。他把这种依附于统治者并被其管理的社会原理称为“乞丐民主主义”,认为平时地方的自由自治虽被承认,但依国王的意志随时可在瞬间消灭,因此那种自由只是极其“琐碎的自由”。 另一方面,总体权力的经济效果在于:将百姓劳动成果所形成的各种剩余生产物国有化,并行使可将一般百姓动员于徭役的强制力,从而占据私有的最高位。即国家自身并不生产,只通过管理、通过君临来消费和积累剩余价值。国家不仅是权力的最高点,还否定私有,以全体百姓为对象充当物主而活动。 因此他主张,由水力形成的总体权力所支配的、没有竞争的东方社会只能是静态的,完全没有阶级斗争或向产业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魏特夫所见的东方专制主义,尽管有其卓越的洞察力与踏实的分析,却因把东方社会理解为自身不具备发展动力的静态的总体奴隶制社会,而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人的帝国主义正当化理论提供了支撑。 他的著作至今仍代表着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以西方标准解读东方社会,甚至内含只有施加西方影响力Tongyang才终于能够发展的逻辑,因此具有危险性;但它对我们冷静分析自身也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就此而言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国内译本:法文社刊 书评:李起豪(圣洁教神学大学讲师·政治学)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 ▲德国政治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弟子 ▲代表著作:《东方社会理论》(1938)《中国社会的新光明》(1938)《东方专制主义》(1957) [照片]◇Tongyang的专制主义源于灌溉事业。
1993-11-22 | 서울경제
[与名著十分钟] “为治水而生的东远集团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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