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1-05 | 朴遠培 金仁榮 柳尙奎 李光會

[秘录第六共和国经济]<30>房地产政策 与投机之战…失策的剧情③ 文首席借舆论推动立法 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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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长官,开发收益与其作为负担金征收,不如以税收形式征收。请把法律案的一部分交给财务部。” 在土地公有概念相关法律案立法预告之后的1989年7月底,财务部长官李揆成向建设部长官朴昇提出,由财务部负责开发收益的课征。由于青瓦台经济秘书室和经济企划院进行了协调,朴长官爽快地接受了李长官的请求。此时建设部移交给财务部的开发收益课征制度,后来具体化为土地超额收益税(土超税)。 在土地公有概念制度中,没有哪项制度像土超税那样,带着如此复杂的概念和奇特的逻辑起步。对尚未实现的收益课税的逻辑,在税法原理中并不存在;即便地价因传闻而上涨也要课税,这是一种蛮横无理的税。这样的制度在推进当时,却凭借相当的正当性和舆论支持逐步成形。 首次提出土超税课征逻辑的地方,是设在首尔汝矣岛国土开发研究院的土地公有概念研究委员会。这是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罗雄培发表“8·10房地产综合对策”、推进扩大引入土地公有概念制度时设立的组织。该委员会由国土开发研究院院长许在荣任委员长,由企划院、财务部、商工部、建设部等政府部门的处长级实务人员、国土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大学教授等35人组成。 “对周边土地课征理所当然” 土超税并非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讨论的事项。随着经济首席秘书文熙甲到任,该委员会的讨论加快了速度,尤其聚焦于土地所有限制和开发收益回收。在讨论开发收益回收时,一位委员提出了问题。 “对建造高尔夫球场或百货商店、从土地上获取巨额开发收益的经营者课征开发负担金,是理所当然的。但高尔夫球场或百货商店周边的地价也会随之上涨。这里也应当课征负担金。” 这位委员提出的问题立即被接受,公有概念研究委确定了概念:对开发地区课征“开发负担金”,对其周边土地课征“开发收益金”。1989年7月11日,包含这两项内容的《关于开发收益回收的法律》被立法预告。 当时作为该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土地公有概念制度立法工作的国土开发研究院K博士这样说。 “土地公有概念研究委员会里涌现出委员们独创而即兴的想法。其中也有被立法化的,土超税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有人反驳说,未实现收益能否课税?该制度一旦实施,全国空地将掀起建设热潮,反而产生反效果。但青瓦台的文首席强行推进了。” 开发负担金和开发收益金以是开发对象土地还是其周边土地划分界线,但两者都以负担金形式、由建设部主管的方案被立法预告。然而问题出现了。 开发负担金可以像高尔夫球场或百货商店那样直接对开发对象土地课征,而开发收益金有时需要跨越行政区划边界课征,且推算地价涨幅极为困难。 “宅地上限法”也是 企划院的年轻事务官中有人反对,称“哪有这样的法律”,建设部也迟迟才意识到实际执行存在困难。财务部实务人员主张“取消开发收益金,强化综合土地税”。 此时经济企划院次官李炯九(现产业银行行长)出面协调。他主张,在全国设有征收机构的财务部应持有该法案,而为了更高效地征收,应采取国税而非负担金形式。财务部实务人员坚持不能承接荒谬无稽的法律,但企划院进行了说服,文首席也向财务部施压。在总理室有长期经验的李揆成长官接受了企划院的协调,财务部将《关于开发收益回收的法律》中的开发收益金课征制度拿过去,整理成名为土超税的法律,一个月后的8月25日进行立法预告。对只等地价上涨的空闲地按地价涨幅的50%课征的土超税,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位学者的想法在短短几个月内经过立法程序就产生效力,土地公有概念制度的处理可谓速战速决,其背后有文首席强势撑腰。 以下是当时经济首席秘书文熙甲的说明。 为面向国民的宣传费心 “当时因三低现象和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国际收支盈余涌向房地产投机,气氛一片喧腾。卢总统也意识到房地产投机的严重性,指示加快公有概念立法,情况到了非采取某种非常措施不可的地步。总统两次出访我都放弃随行,专心谋划针对投机的非常措施。” 土地公有概念制度的引入,自1988年12月文熙甲就任经济首席秘书后开始全面推进。 文首席一上任就与房地产投机较劲。作为短期对策,他东远集团韩国国税厅,扩大了对投机的税务调查。虽然大幅充实了韩国国税厅的人力和机构,但仍无法应对暴涨的地价和房价。 文首席又以另一项紧急对策着手建设200万户住宅和盆唐、一山新城,但仍是寡不敌众。于是他强调“这次若错失经济改革的机会,就会错失几十年的岁月”,在推行短期对策的同时强行推进公有概念引入和实名制实施。 转为以国税征收 文首席一上任就组建了以建设部次官为委员长、由经济部门局长级8人组成的土地公有概念引入对策组。该对策组的工作是以公有概念研究委的研究事项为基础,制定具体的法律案。对策组还制定了超高速的时间表:1989年2月接收研究结果、3月拟定实施方案、4月通过听证会汇集意见、5月确定政府方案、6月着手立法。 主管部门建设部的长官朴昇对扩大公有概念态度消极。他认为应优先实现课税标准现实化和强化持有课税(综合土地税)。 “如果综合土地税这样的持有课税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土地就不会作为理财手段被买卖,土地效率会提高。因为内务部反对强化综合土地税和课税标准现实化,所以我作为次优选择默认了宅地上限法、土超税法、开发收益回收法。虽然是恶法,但为了先抑制房地产投机,不得不实施。” 设在国土开发研究院的公有概念研究组将土地制度分为所有、使用、交易、收益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在土地的使用和交易方面,现行法律即可阻止投机,而在所有和收益方面则需强化规制。研究组建议分别制定宅地所有上限法作为土地所有规制方案、开发收益回收法作为收益规制方案,并在当年2月14日、23日、4月20日等多次举办听证会。直到此时,舆论对根除房地产投机的支持都极为深厚,也未出现反对或补充的论点。 政府因此于6月29日向国民公开了土地公有概念方案,并于7月11日对《关于宅地所有上限的法律》和《关于开发收益回收的法律》进行立法预告。 宅地所有上限制规定一户不得拥有超过一定面积的住宅用地,首尔等六大城市限制为200坪,市级城市为300坪,邑面单位为400坪。开发收益回收制是政府回收因土地性质变更或开发带来的地价上涨差额70%的制度,其中开发负担金制留在开发收益回收法中由建设部主管,开发收益金制则改为土超税移交财务部。 土地富豪的反击抬头 在土地公有概念制度引入的政府方案即将确定时,文熙甲首席叫来了国土开发研究院的金铉植博士。 “现在政府方案也已确定,请集中精力于宣传。研究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如果舆论恶化,法案整理得再好也难以施行。” 公有概念推进组与整个社会展开了舆论战。他们在预备军训练场发放将公有概念引入必要性影像化的录像带,甚至要求电视台在电视喜剧节目中加入有关公有概念的内容。他们还说服MBC电视台周日早间节目《一屋三家》的制片人,编写剧本以宣传公有概念制度。 直到1989年7月初,对土地公有概念几乎没有反对舆论。7月8日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经实联)成立,从外围支持政府推进公有概念。同样苦于房地产投机和泡沫经济的日本,建设省官员、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政策负责人成批来访,学习韩国的土地公有概念制度,日本媒体也对此作了详细介绍。公有概念制度似乎一路顺风。 然而拥有土地的人心里不可能舒服。国会议员中也有土地富豪。公有概念法律案在经过党政协商和国会审议的过程中,逐渐遭遇土地所有者深深的不满。 <特别采访组> 朴远培(产业部记者) 金仁荣(同上) 柳尚奎(经济部同上) 李光会(社会部同上) [照片]1988年9月2日,卢泰愚总统主持国务会议,审议以宅地所有上限制、开发收益回收制等扩大土地公有概念为内容的“8·10房地产对策”后续措施。 [照片]1989年4月,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由土地公有概念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为扩大引入土地公有概念的国民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