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0-28 | 崔彰桓

“挽救经济” 劳资政同一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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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使·政三方27日在“为国民经济与劳资关系发展举行的大讨论会”上就为经济复苏共同努力达成协议,其意义在于各经济主体确认了对我国经济危机状况的“共同责任意识”,并为克服危机迈出了实践性的第一步。 尤其有人指出,此次协议宣布了所谓“劳·使·政新协作体制”,即把过去局限于工资问题的劳资协作体制,转变为在就业、福利、物价、税收、企业竞争力等各项现实课题上的合作关系,因而具有更大意义。此外,基于“共同责任”意识的三方共同协议书中包含了各方对自身错误惯例的反省,这一点也引人注目。 具体来看共同协议书,企业在反省经营垄断及权威式劳务管理的基础上,承诺共享经营信息、建立伙伴式劳资关系,并通过经营革新强化竞争力。 劳资双方宣布将把关系从对立与他律发展为自律与对话,同时劳方认同强化企业竞争力对增进劳动者福利至为关键,并决定努力提高生产率。 另一方面,政府决定致力于实现经济正义,同时为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而努力推进物价稳定、居住稳定与税制改善。 此外,劳资双方将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惯例,政府则承诺对劳资双方难以处理的就业、福利、税制、物价等经济课题,事先与劳资双方协商并予以落实。 这意味着把劳资代表间的“4·1工资协议”再推进一步,将事先参与政府政策过程制度化。 对“经济危机”这一现象有共同认识,却在原因与对策上相互推卸责任、不断冲突的三方之所以能如此坐到一起,据分析源于一种危机意识:在被形容为“战争”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要生存下来,除“合作”别无他法。 也就是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崩塌,世界秩序正以经济实利为中心重组,在这种适者生存的局面下要共存,就只能避免阵前分裂这一共灭之路,整顿内部阵容。 实际上,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3.8%,在新兴工业国中垫底,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从88年的4.6%降至去年的3.1%,在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竞争力夹击之下,一路走向竞争力弱化。 因此,我国在国际社会上被讥讽为“不是龙而是蚯蚓”“香槟开得太早的国家”,这也是事实。 高利率、高工资水平与物流成本,政界通宵不休的政争、政经勾结、劳资纠纷、企业技术水平下降等各种利空因素都是竞争力弱化的主因,但现实是各经济主体更热衷于揭他人之短,而非检视自身过失。因此,仅就从一味挑错转向自我反省这一哥白尼式转变而言,此次协议就已具有意义。 然而,具有积极意义的此次共同协议若要发展为真正的协作体制,仍有许多难关需要跨越。 使合作关系前景不明的最大因素,是旧时代劳资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依然被搁置。 禁止复数工会、禁止第三方介入、企业别工会体制等侵害工会团结力与自律性的劳动关系法问题条款,以及过度保护劳动标准的条款等本应适应新时代加以调整的内容,因政府推迟修法而依然存在。 此外,此次决议仅止于抽象宣言而非具体承诺,这也可能使其变质为无法保证落实的空头承诺。与此同时,拥有40万组织成员的全劳代等被排除在此次协议之外的在野劳动界,把此次聚会理解为为明年抑制工资所做的事前铺垫,这也使此次协议精神能否波及到各单位工作场所变得不明朗。 因此,要使此次协议转化为实质性的协作体制,需要努力让在野劳动界也参与进来,尤其需要掌握政策手段的政府以可见的实践努力作为支撑。【骊州=崔彰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