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曾指出福格尔教授所开创的计量史学方法不仅广泛应用于经济史,也广泛应用于政治史、社会史等研究,但若说同样的方法还被用于人口学及保健医学研究,或许听来有些离奇。福格尔教授设有名为“人口经济学中心”的研究所,十余年来持续收集与分析追踪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士兵一生的庞大资料。 关注计量医学 在华盛顿古文献保管所采集的资料被传送到人口经济学中心的计算机,中心则随时整理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大学间社会科学资料交换协定机构”以磁带等形式免费提供给全国高校。人口经济学中心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陆续发表属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保健医学的资料中期分析结果。福格尔教授的学术兴趣极为多样,近数年来他对计量医学(biometrics)抱有浓厚兴趣,利用这些资料对压力与慢性病及寿命的关系等进行计量研究。 人口经济学中心所收集的资料,其雄心与规模之大几乎令人难以理解。该课题以芝加哥大学为总部,杨百翰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等均参与其中,然而耗资数百万美元、历时3年收集的资料进度仅为总目标的0.8%左右。 若按单纯趋势推算,仅资料收集就需1千5百年;即便考虑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与学习带来的效率提升,也要1百50年。目标不仅雄心勃勃,甚至可说是鲁莽。 勤勉的努力家 对此福格尔教授的答复是这样的:“等我死后从天上俯视时,如果你们没有继续这项研究事业,我会非常遗憾。” 我被他远大的抱负与热情所感动,回到韩国后也决定通过国际计算机通信网协助资料分析。然而由于计算机通信网不完备,只能靠特快邮件收取磁带,耗时2至3天到达的资料又常因通关手续延误约一周。更何况连分析这些庞大资料的计算设备都不具备。虽然遗憾,但只能向福格尔教授说明韩国的情况而放弃。 除了福格尔教授革新性的学术态度与热情的探究精神之外,他的勤勉也非常值得效仿。笔者因在人口经济学中心指导研究助理的编程与资料分析,为讨论中长期研究方向与预算分配等,每周与福格尔教授见面一两次;有一天他比约定时间晚到十余分钟。福格尔教授当作解释所说的话如下。 “他在大学时代曾感叹自己不够聪明,羡慕聪明的同伴。但他认为要以过人的努力克服这一点,于是决心每天比别人多学习两个小时。他为那两个小时定下自己的规则,即每天写几页稿子,并坚持了将近40年。而今天为完成那个量多花了约15分钟,因此来晚了,很抱歉……。” 虽属多余,福格尔教授当然并非不聪明。他洞穿庞大资料的直觉洞察力实在令人惊叹。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史学家,同时芝加哥大学连续4年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可谓特别之事。其首要原因终究在于像福格尔教授这样了不起的努力家很多。甚至可称激烈的学术氛围,成为这些努力家的良好土壤。每周举行的十五六个分领域经济学研讨会上,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从发表之初便展开激烈争论。一旦稍有懈怠,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往往会被毫不留情地批评。 信赖科学方法 若要在努力或激烈的学术竞争之外再举一个原因,终究要谈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通常被视为芝加哥大学传统的新货币数量说或新古典派经济学,可以说是过分乃至带有恶意的简化。芝加哥大学真正的传统在于把观念性、抽象性的理论加以简化,并以现实资料加以检验。理论与检验的结合,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对科学方法的信赖,正是芝加哥大学以“并非纯粹学问”为由甚至拒绝设立工学院而坚守的全校学术传统。 追求真理之单纯性的芝加哥大学学术传统,使人回避那种试图以文化、历史背景差异“解释”一切的事实上的不可知论。 这一传统也使人不信任那些连解的存在与稳定性都无法确认的复杂计量经济模型或技法。真正的真理应能被平易地解释。当某一理论看起来复杂时,我们就应对其加以怀疑。从理论到检验贯穿始终的单纯性,这正是福格尔教授四十余年来所追求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 每次写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文章,都会有一种苦涩的自省袭来。因为意识到一所大学的一个领域能产生7位诺贝尔奖得主,而我国无论哪个领域至今尚无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追求真理单纯性 在我国,研究仍以“天才式洞察”而非科学测量为主。也许是因为道学的传统,存在一种一旦觉悟便能知晓一切的虚妄信念。或许正因如此,关于概念与视角的争论占据了学术讨论的大半。在这样的争论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而容易成为轻蔑的对象。因为价值与事实被混淆,名分比实质更受重视。由于没有以科学测量为前提,一旦结论不同就往往呈现极端对立。而且没有测量的洞察使研究成果无法积累。难道我们的后代也要为获得天才式洞察而从头开始、重复同样的争论吗。 重温福格尔教授对学问的热情与科学探究精神,期待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在我国也能稳固地扎根。
1993-10-20 | 서울경제
[投稿] 福格尔学术思想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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