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0-19 | 서울경제

[投稿] 张世珍,仁荷大学经济学教授 福格尔的学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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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分两次介绍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的学术与人生世界。撰稿人、仁荷大学教授张世珍在芝加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福格尔教授创立的人口经济学中心指导研究助教等,于1990年3月回国。【编者注】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归于芝加哥大学的福格尔教授和华盛顿大学的诺斯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两位经济史学家获奖的理由是“通过将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应用于解释经济及制度变化,为经济史研究开辟了新视野的功绩”。 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史学家,或许会被视为有些意外。大约两个月前,笔者利用暑假拜访福格尔教授时,他的秘书、同时也是30年知交的玛丽琳谈起了福格尔教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景的话题。玛丽琳担心,芝加哥大学到去年的贝克尔教授为止已连续3年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会不会对福格尔教授获奖不利。不过对笔者而言,首先被想起的却是经济史学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一事实。 重视计量与测定 福格尔教授是被称为“新经济史”的“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的创始人和开拓者。用他的话说,计量历史学是以经济理论和计算机作陪衬的“历史问题意识与高级统计方法的结合”的产物。 计量历史学与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学传统,即以准确叙述历史为使命的叙述历史学形成对照。计量历史学顾名思义重视计量与测定。当然,叙述历史学为了准确叙述也会调用计量资料。但计量历史学的创始人福格尔教授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试图测定特定事件或制度的“效果”。这种历史效果的测定,需要以经济理论作为因果分析的框架,并需要庞大历史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而庞大历史资料的统计处理,计算机的帮助便变得举足轻重。 这种计量历史研究的先声,是“测定”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铁路效果的福格尔教授的学位论文《铁路与美国的经济成长》(1964)。福格尔教授在历史中引入反事实假定,推算了若没有铁路时会实现的运输费用。他揭示出因引入铁路而带来的运输费用减少,即推算运输费用与实际运输费用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从而对铁路建设主导了19世纪美国经济成长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在历史中引入假定,一向被传统历史学者视为禁忌,福格尔的反事实假定连同据此所作计量推算的可信度,引发了巨大争论。按传统历史观,历史是由众多变量复杂多样的相互依存而推进的,因此它只能被叙述和理解,而不能被分析或“预测”。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假定是危险的,经济史学家仅以准确叙述历史这一使命就足够光荣。 在历史中引入假定 尽管传统经济史学家持批判视角,福格尔的创新性研究还是促成了对其他多个国家的类似计量研究。而且这些后续研究都得出特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一向被高估的结论,这一点也与福格尔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一系列计量历史学研究使叙述性历史学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更加追求准确性,尤其在产业革命过程中避免过度强调单一事件或要素的重要性。 福格尔教授还在合著《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1974)中,将计量历史学方法应用于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研究,从而引发了新的争论。他的主要结论——南北战争之前南部奴隶制下的农业比北部自由农业更有效率——如今在经济史学家之间已被普遍接受。尽管如此,该研究所隐含的当时奴隶制度也有助于黑人福利这一意涵,就历史研究态度而言引发了争论。不过,由于这一争论的展开以福格尔教授提供的计量史料分析为中心,也为计量历史学在历史学界获得普遍接受提供了契机。 适用范围广泛 当然,福格尔教授并不认为奴隶制度在伦理上是正当的。价值判断与科学探究是两回事。因为奴隶制度在伦理上不可取,就推论其在包括经济效率在内的所有方面都低劣,这违背科学精神。四年前指出奴隶制度伦理不当性的续篇出版时,《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称福格尔教授从冷峻转向了温情。对于这一报道,笔者询问福格尔教授本人的感想时,他笑着回答道:“这个嘛,我的立场和态度,十多年前和现在完全没有变化啊……” 由福格尔教授开拓的计量历史学方法,不仅广泛用于欧洲产业革命史,还广泛用于共产体制下俄罗斯经济发展史研究,乃至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等。计量历史学的广泛应用,至少在历史研究方面为缩小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的距离作出了重大贡献。计量历史学方法也缩小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在经济史研究中应用经济理论并非单向的。因为理论不仅帮助理解历史,历史也检验理论与现实的契合性。 考虑到福格尔教授开拓的计量历史学的上述创新性,以及其广泛的波及效应和对一般历史研究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为经济史研究开辟了新视野”的评价显然绝非夸张。而且,打破迄今不向经济史领域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惯例,将他定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丝毫不足为奇。 谨向福格尔教授获诺贝尔奖表示衷心祝贺,下一篇将考察他最近的研究方向及个人背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