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始终渴望和平,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连绵不断的战争、为准备战争而耗费的大量时间。 如今是后冷战时代。放下武器、投身世界经济战的世人认为,自己所付出的和平代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 然而美国军事问题专家威廉·H·格雷戈里的看法不同。他在新著《和平的代价》中主张,当今的世界经济战是历史上最激烈的战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努力与牺牲。也就是说,这是必须支付最高和平代价的时刻。 《和平的代价》的副题是《后冷战世界的国防产业与尖端技术的未来》。该书展示了已如恐龙般庞大的军需产业,在进入后冷战时代之际,面对经济界“现在该削减国防费用了”的要求,摆出了怎样的自救逻辑。 格雷戈里首先主张,军需产业的萎缩会给国家经济带来负担。一旦决定关闭军需工厂和军事基地,就会产生数量惊人的失业者。他还表示,已达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防相关尖端技术无法得到利用的隐忧也很大。 格雷戈里在《和平的代价》中的核心主张正是植根于此。众多发达国家为强化产业竞争力而倾注国家支援,美国却并非如此。至今只有国防产业在国家支援下投入充足的研发费用、培养竞争力,若因后冷战时代到来而放弃这一部分,就无法在经济战中取胜。 美国的尖端技术,例如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等,得益于冷战期间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研发投资才登上世界最高水平。虽然是为生产武器和各种军事装备而进行的投资,但对整体经济的波及效应十分巨大。 格雷戈里强调:“与以最大火力争取胜利的冷战时代不同,如今决定胜负的是更快造出更好产品的技术力量”,并为此力主国防产业的功能转变或支援强化。 首先,国防产业的功能转变意味着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的开放。即向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开放门户,使尖端技术研究所能够被商业性地利用。他主张,只有这条路才是在军事上和技术上都保持最高水平的方法。 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主张:“产业的后退随即带来社会成本的增加。国防产业也不例外。”即与其毫无原则地解散长期从事国防部门的优秀人才,不如维持现有结构。 得克萨斯大学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将新时代表述为“新冷战”、“技术奥林匹克”等。首先在家电部门,日本夺走了金牌。但包括航空部门在内的重量级产业领域,竞争仍在进行中。通用电气(GE)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等公司正专注于这些新技术,在超音速客机开发之类的项目上明显领先于任何国家。 波音公司的马尔科姆·K·麦金农表示:“凭借现有太空防卫计划与商业航空运输之间的互补,超音速客机的生产很快就将成为可能。”目前正投入约120亿美元开发比协和式飞机更快、能搭载更多乘客的客机。 格雷戈里在《和平的代价》中所说的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在把国防产业的尖端技术加以商业利用方面,需要国家的支援。”通过“技术冷战”(Technological Cold War)这一新造词,道格拉斯得出结论:后冷战时代的和平代价,支付得越多越好。【孙东荣记者】 [照片] ◇威廉·H·格雷戈里 [照片] ◇和平的代价
1993-10-18 | 孫東榮
[海外新刊先读] “美国经济生路在于国防技术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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