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0-18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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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1930~ ▲中国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代表著作:《美的历程》(1980)《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曲折》 1989年6月,至今仍鲜活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天安门事件,实际上始于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而举行的集会。当时学生打出的标语是“民主与科学”,而目睹这一情景的中国知识分子难掩困惑。因为这正是70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口号。难道中国历史历经千辛万苦的历程和无数牺牲,才勉强回到70年前的原点?为什么在中国,五四之后民主与科学一寸也未能前进?《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曲折》收录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之文。 先说核心:作者把中国现代思想史看作“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认为在紧迫的阶级斗争与民族危机状况下,救亡的课题压杀了启蒙的课题。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史不得不同时承担启蒙与救亡两项课题,而为了完成更为紧迫的救亡课题,没有余力使启蒙扎根。 1915年陈独秀(后为中国共产党首任党首)创刊的杂志《青年》(自第2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基础,也是启蒙运动的顶峰。《新青年》一方的知识分子宣布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全面否定。他们主张与传统彻底断绝,其彻底程度在世界思想史上也难以找到先例。 陈独秀主张与儒教的三纲学说决裂,呼吁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学说;鲁迅则高呼尽量不要读中国书。而且,此前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之中都无法触动的禁区——孔子,也遭到猛烈攻击,主张“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的声音日益高涨。他们主张丑恶的皇帝统治体制的根源在于家族制度,孝在牺牲个性。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政治斗争(救亡)与个性解放(启蒙)两项课题被同时追求,而且重心反而在后者。但五四运动之后,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政治形势紧张、帝国主义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启蒙的课题被推到了后面。主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多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现实的政治斗争,一部分人则在蒋介石政权下回归传统。陈独秀在接受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建党理论、无产阶级专政论之后,便与过去所拥护的民主主义决裂。 在这一过程中,封建的集体主义以面貌大为改变的形式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高扬虚伪的道德意识,最终在意识层面使封建传统全面复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提出政治统帅经济或道德至上主义,但这一切都植根于农民小生产,不过是保护农业小生产的封建政治与封建道德换上新衣重新登场而已。 中国再次身处歧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断重复的话题——西化还是以中国为本位,向近代化进军还是执着于传统,农业还是工业的岔路口,又一次出现在面前。 在此,作者主张“西体中用”。中国历史上曾有人主张中体西用。19世纪60年代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清朝官员在推行洋务运动时,采取了体即精神、道德、制度维持中国传统,用即技术、科学采用西方之物的中体西用路线。但历史学家评价认为,起初不变革体而只接受用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路线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中被宣告破产。 作者指出,体并非仅指精神、道德、制度,而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即社会存在的本体和现实的日常生活。因此,接受西体的含义在于必须变革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并使现实的日常生活随之变革。 中国历史表明,由于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与吸收力本就极强,这样的西体一旦被接受也往往陷入中国传统之中而丧失其意义。如今必须充分警惕这种危险性,以现代化的西体改造中学,并转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 ◇国内译本:知识产业社刊 书评:朴英惠(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