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在无休无止展开的巨大改革漩涡中,几乎失去了方向感。 7月一整月是土地超额利得税风波,8月是金融实名制风波,进入9月又被公职人员财产公开风波所笼罩。报纸、广播连日将全部版面和时段都投向这些报道,街谈巷议也只有这些。内容之冲击性、事态发展之超乎想象,令人惊讶不已。与此同时想到的是:此前都做了什么?问题不在于土地超额利得税、金融实名制、公职人员财产公开为何没有及早实现,而在于究竟腐烂到何种程度,才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本来早已具备可以阻止此类事态的完备制度装置。可为何仍走到这样的结果,令人疑惑。 放任千疮百孔的税网 土地超额利得税是为了遏制土地投机的税。为遏制土地投机,此前已有转让所得税。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经济开发计划出现了房地产投机的苗头,当时为“抑制投机性房地产投资”而制定了关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特别措施法,自1968年1月1日起临时施行,但房地产投机毫无平息迹象,于是自1975年1月1日起转为转让所得税。转让所得税就土地而言税率高达40%~75%,且应税所得计算得多,是比任何税都重的税。然而,转让所得不按实际交易价格而按基准时价计算,结果应税所得在公示地价制度之前甚至不到实际转让所得的10%,此后也最多不超过50%。结果铁锤变成了棉花棒,投机怎能平息?于是又新造了一把叫做土地超额利得税的铁锤。 金融实名制同样如此。 税收未发挥应有功能 金融实名制是为了治理地下经济的处方。因此本应查明地下经济为何产生的原因,并朝着治理该原因的方向去着手。地下经济一句话说就是没有缴税的钱。换言之,是在计税依据计算中被漏掉、或为了漏掉而四处躲藏的钱。所以治理地下经济的处方就是让所有的钱都缴税,这也正是实现经济正义之路。因此若税收充分发挥了功能,金融实名制这种麻烦的制度本可以不必出台。特别是增值税,在税收一侧本就有治理地下经济的目的,也是绝好的契机。 增值税是1977年引入的税种,当时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税。它为欧共体各国所采用,被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理想的先进税种,正是以此为由,在经济界、学界乃至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反对的情况下仍被强行引入。 当时说,国民自己能最准确、最简便地算出来,因而逃税消失、经济正义得以实现。事实上,与其他税不同,增值税每笔交易都要收授收据(税金计算书),而且开票人与受票人须分别向税务署申报,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漏出的空隙。因此,只要增值税切实施行,金融实名制风波本可不必经历。然而尽管有如此完备的装置,现实却并非如此。 从引入初期起就对税收贪多,把增值税的实行税率高定为10%,与营业税时最低0.5%、最高4.5%相比,税负至少增加一倍以上。这样转向高负担后,税收增加了,但相对地计税依据(销售金额)大量隐藏起来,结果未能实现先进税制的理想,反而成了扩充地下经济的罪魁祸首。尽管如此,却只指望新制度自动良好运转而任其自流。 应摒弃对税收的执念 再看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情况。财产规模之庞大令大多数国民震惊,因此媒体连日大声喧哗。特别是财界出身的政治人物和律师出身的法律人士财产达到天文数字,怎么算都得不出这样的财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答案。更可观的是,即便拥有数百亿规模的财产,只因财界出身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风气。要拥有那么多财产,就应缴纳与之相应的税。那是转让所得税、综合所得税还是赠与税,无需追究。他们会那样缴过税吗? 我们不能不生疑。那么强大、那么可怕的税,此前都做了什么?这一系列事态全是因为税没有尽到本职而发生的,而这样的事并非一朝一夕。已经几十年了,世人皆知却任其搁置,如今却要一次性纠正,让许多人陷入困窘。那些任其搁置的人,难道就可以不管吗? 在此我们应当追问一次,税为何未能充分发挥功能。答案很明显,所有人都知道:在于税率过高。于是为了少缴税只能创造地下经济,而这又把全体国民变成了罪人。金融实名制实施后,最多的声音是应大幅下调税率。但政府担忧税收而不予回应,遥遥无期。国民力不能支、跟不上而不断落后,却对此不加理会,只是不断制造新制度。 实名制成功的关键 新制定的制度究竟由什么人负责使其落地?我们又一次感到忧虑。正如曾经那样,顺应需要制定新制度时声势极为浩大,说只要有了它一切都会好。然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任其搁置,一旦效果不佳,又制定比之更强硬的新制度。这样不断重复的情形我们已见得很多,今后恐怕还会如此。
1993-09-21 | 서울경제
[投稿] 问题在于高税率 柳亨锡(税务师、成均馆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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