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17日下午2时在首尔大学文化馆大礼堂以“对生活的经济学理解”为主题发表演讲。 贝克尔教授在当天的演讲中强调,应将包括人类行为的精神层面与社会层面在内的一切非物质层面都作为经济分析的对象。 以下为演讲要旨。 经济学的方法 我一直劝告经济学家放弃认为可以用自利解释一切的想法。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远比自利更加多样和复杂。 经济分析所假定的是,无论人们本性自私还是利他、诚实还是傲慢,他们都努力使自己所感受到的满足最大化。人们具有前瞻性、行为具有一贯性,即使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也努力作出最佳选择。 人们的行为受到收入、时间、不完全的记忆力与计算能力等有限资源以及既定社会机会大小的制约。其中后者大多由他人或各种社会组织的决策内容所规定。制约人类行为的实体会因情况而异,但其中最成问题的是时间的有限性。 对少数派的歧视 对少数派的歧视与人类历史相伴而存在。尽管如此,1950年以前对此并无系统研究。我从研究生时期起就关注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并努力从经济学上理解对特定群体的成见或偏见为何产生。在此过程中我注意到,企业家并非只看劳动者的生产率来雇人,劳动者并非只看薪水来就业,消费者也并非只看价格或品质来购买商品。在招聘、就业以及购物中,交易当事人对种族、性别、毕业学校、出身地区等的个人好恶会产生很大影响。 对少数派的市场歧视程度,由雇主、劳动者、消费者、学校及政府造成的歧视之总和决定。视经济环境而定,同等程度的偏见可能产生极大的市场歧视,也可能产生几乎无法察觉的歧视。 歧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雇主、教师或其他有影响力的群体带着特定少数派生产力较低的偏见对待他们,那么即使有能力的少数派也会以为自己确实无能,从而忽视教育、培训、技能开发,结果真的变得无能。因此必须警惕有影响力群体所持的毫无根据的偏见或成见造成的巨大危害。犯罪与惩罚 犯罪行为是在比较该行为带来的收入与实施该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发生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在处理罪与罚这一社会问题时,遵循的假定是罪犯在通过比较收益与成本来决定行为这一点上与普通人相同。这与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认为罪犯比一般人更具犯罪倾向的假设大不相同。人人都是一样的,只要犯罪行为所得利益大于成本,就会犯罪。因此若要预防犯罪,提高犯罪行为的成本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我们通常视为犯罪的行为,在执行公害防治法、最低工资制、税法、禁止内幕交易法等一切经济法时同样适用。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可通过投资加以积累,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决策也与物质资本一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进行。 讨论人力资本时需注意一点,即必须区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定人力资本。特定人力资本是仅在该职场有用的知识与技能,一般人力资本是在任何职场都能使用的知识与技能。一般人力资本多的人容易换工作,特定人力资本多的人会长期留在一个职场。从企业角度看,解雇特定人力资本多的人很难,而解雇拥有较多一般人力资本的人则较容易。 家庭制度 男女结婚生育子女、通过家庭成员间的分工与协作经营家庭的行为,也是经济分析的对象。人们在结婚所得效用大于随之而来的成本时结婚共同生活,并通过比较子女带来的满足与养育子女所需的成本来决定生育几个。夫妻间的分工依各自能力差异,朝着使家庭总生产率最大化的方向进行。 在子女数量或Teoul的决定、对子女的投资上,也是比较收益与成本后决定,离婚同样遵循相同原理。此外,赡养年老父母或向子女分配遗产也按经济原理进行。过去子女直接赡养年老父母,如今则倾向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间接赡养,父母也不再依赖子女,而是通过储蓄自行准备晚年。关于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有一个有趣的结论叫“捣蛋孩子定理”。其含义是,即使是只顾自己的捣蛋孩子,对财产多的父母也不得不孝顺,因为只有这样自己能得到的遗产份额才会增大。 以上我说明了以理性选择为前提的经济分析框架可用于解释各种人类现象。我认为,以理性选择为前提的方法今后将成为把各种社会科学联结为一体的最出色的纽带。 【整理=柳尚奎记者】
1993-09-18 | 柳尙奎
[演讲录音] 贝克尔教授“以经济学理解人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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