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级(科长)以上公务员正笼罩在不安与焦躁之中。财产登记之后等待实地核查过程的他们,心情与等待判决的被告无异。当然有人会反问:财产若透明,不是光明正大吗?但人之心情并非如此,这难道不是常识?更何况当下气氛何等险恶。 财产公开之后,媒体如追捕猎物般细细翻查,即便不重温“拍一拍无人不落灰”的俗谚,心里发涩也是人之常情。可以说,解放以来政权的畸变与被扭曲的政治、行政风气所造下的业报,正由今天的公职人员来承受。 然而即便时代状况如此,该论理的仍须论理。 首先要问,规定财产公开与登记的《公职人员伦理法》精神为何。换言之,《公职人员伦理法》明确规定,财产公开与登记并非查处整肃的手段。 《公职人员伦理法》第13条规定:“登记义务人除虚假登记及本法规定的其他事由外,不得因登记事项而受到不利待遇或处分,任何人不得将财产登记事项用于本法规定以外的目的。” 按常识理解,这意味着不得追溯登记财产的形成过程予以处罚。 结果,若因登记财产而受到某类处罚或不利待遇,那便成了“你的罪你自己知道”那一套。 对存款等金融资产的调查问题,同样很可能与金融实名制紧急命令的保密保障相冲突。 《公职人员伦理法》第8条第3款和第4款规定,审查需要时可要求登记义务人提交资料,并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即使依据其他法律规定也不得拒绝提交资料。 然而“8·12紧急命令”原则上保障金融交易秘密,仅将法官的令状、税法、财政部长官等监督检查,以及依其他法律须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的信息列为例外。《公职人员伦理法》的规定似无插足余地。 依《公职人员伦理法》登记财产,却因由此显露的财产而以任何方式受罚,这种想法令人觉得“奇怪”。 当然,公务员相关法律中任何一处都没有规定公务员可以经手不正当资金、可以进行房地产投机。 今天这番喧腾的结果,并非因为无法,而是因为保障其实效性的守法精神与能力已然丧失。因此法更应被遵守。最终留下的,只是道义责任这一约束力。伦理法竟成了只留下伦理(道德)问题的样子。
1993-09-12 | 李炳浣
[记者观察] 公职伦理法之争 【经济部记者李炳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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