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9-10 | 鄭完柱

“为早期落地整顿税制” 汉阳大学教授李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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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名制的核心在于,对转为实名交易过程中遗漏的税额予以追征,对拒绝转为实名的账户则调查资金来源,查明其为非实名账户,并课以罚款和90%的所得税率。 为在体现这一宗旨的同时顺利引导实名化,较为可取的做法是实施部分税收赦免,使金融交易者在转为实名后,能够接受对利息股息所得最长追溯5年按60%征税的安排。 为减少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冲击与抵抗、引导和谐顺从而实行的减免税,在巴西、阿根廷等地下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推行冲击性经济改革时经常被采用。 若政府试图将实名制下的课税全部贯彻到底,就必须承受巨额行政成本;而若能通过适当赦免引导实名化,遗漏的税收可与行政成本的节省相抵。 这也意味着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批评:政府一再推迟实施实名制,且事实上一直允许非实名交易,是否能把全部责任只推给非实名交易者。 减免税需通过追加的立法补充措施和政策决断才能实现。 将非实名资金实名化时,须追征对非实名资产的正常应纳税额与以实名名义已缴税额之间的差额。例如,过去5年间维持1亿韩元存款余额的人,其追征额约达2000万韩元。 但对于在财产形成上并无特别把柄的多数人而言,这样的追征税额将成为拒绝实名化的决定性动因。 归根结底,为将此类副作用降至最低,下调追征税率较为可取。 实名制冲击中最严重的一点是,非实名资金隐入地下,产业资金筹措变得困难。因此,作为引导地下资金转为产业资金并实名化的办法,也值得考虑:将假名借款用作企业增资的缴款资金,或将私债资金以实名形式合法化时,给予课税特例优惠。 此外,实名制与赠与税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若继承税、赠与税仍按现行标准征收,纳税人的租税抵抗强度很可能加剧。 据悉政府也正在推动减轻继承税、赠与税负担,但还须辅以将税负降至纳税人更易妥协水平的措施。 与此同时,现有借名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赠与为目的形成的,今后对此类赠与给予一定税制优惠、引导其合法化也有必要。 紧急命令第6条规定,对转为实名的资金,按交易者和年龄,在一定金额以内免除资金来源调查和课税。且该标准以内的金额无需通报韩国国税厅。 如此一来,该规定被滥用的可能性很大。例如,某人A将自己存款中的5000万韩元以30岁以上儿子的名义转为实名,即可达成赠与目的。 此外,若A有多个共同账户,每个账户都可用同样方法处理。当然,由于紧急命令第8条规定的高税率适用构成较大负担,这种做法普遍化的可能性较小,但开户日期较短的存款可能性较大,且现实中难以掌握。 规避实名也可通过10年以上的长期公司债、公债实现。 公债与公司债无例外地均为无记名,加之10年以上长期债券超过赠与税的除斥期间(10年),因此很可能被用作规避赠与课税的手段。 因此,对无记名债券应另设除斥期间,或设法将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定为债券行使权利之时。 非实名交易大部分以借名交易形式进行,因此追究名义出借人的责任,也是多少能减少借名交易的办法。 此外,还有必要防止通过休眠法人隐匿资金或将其用作洗钱窗口。 我国登记的法人企业约有15万个,其中被韩国国税厅掌握的营业中法人仅有8万个。也就是说,有7万个法人是不做生意的休眠法人。由于通过休眠法人利用过去的营业执照即可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因此从源头上阻断休眠法人的金融交易较为可取。金融信息提供和纳税人保护规定也应予补充。紧急命令第4条设有保障金融交易秘密的规定,但重要的是课税当局可要求提供信息的例外规定。 笼统规定为质询、调查即可要求提供信息的条款并不可取。应明确在与质询、调查事项具有何种关联时才可要求提供信息。对于并非以税负为动因的非法政治资金、企业秘密资金、犯罪性资金等,为引导其进入体制内,应保障其秘密。还应建立在要求提供信息时通知交易者本人的制度。 另外,就房地产、股票等的名义信托,也有人主张予以禁止或认定无效,但现实中并不容易。与名义信托的私法效果分开,在税法中设置可更有力课税的机制,对于引导资产交易实名化更为有效。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只限于向课税机关申报目的和内容的情形,并以在一定期间内解除为条件,将其排除在课税对象之外。 现行公司设立制度中,多数情况下由1名经营者设立公司,却借用家人、亲友等名义来凑足发起人和募集股东人数,这是借名与冒名的温床。 非实名股东不仅在公司设立时被利用,设立之后的增资、分红等也被利用,导致产生违背实质课税原则的课税结果。 因此,有必要开发能防止公司设立时借名等行为的制度。要求设立公司时需众多人员的制度也宜加以修改。还应积极考虑允许一人设立的方案。 金融实名制要取得成功,归根结底需要努力准确把握现实与规范之间的脱节,并使规范切合现实。 【整理=郑完柱记者】 [照片] ◇李哲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