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21日,星期六。 负责“三星商用车”实务的重工业L常务,当天上午心情舒畅地前往果川政府大楼的商工部。前一晚他从K机械工业局长处得到暗示:“政府已确定受理商用车技术引进申报书,并将向媒体发布。”于是前去确认事实并领取新闻稿。 他抵达果川后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向在公司焦急等待结果的崔宽植重工业会长(现顾问)秘书室等最高经营层作了报告。还拿到新闻稿,用传真发回总部。 然而一小时后回到公司办公室时,他受到重大冲击。因为一位职员传来“商工部突然暂缓受理申报书,已分发的新闻稿也被收回,一切回到原点”的悲报(?)。 两年后的1992年7月4日,同样是星期六。三星第二次提出的商用车技术引进申报终于获得受理。三星在展开执着而缜密的对政府游说后,赢得了最终胜利。 “三星商用车”典型 围绕三星进入商用车领域,三星集团与既有厂商之间的“战争”被视为财阀游说的精髓。 三星在第一回合中眼看已到手的鱼又脱手、最终饮下苦酒,据分析是因为既有厂商经营层对当时商工部高层官员、青瓦台高层人士以及在第五、第六共和国时期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力的K某等人的全力游说奏效。 三星在第一回合逆转落败后,两年间咬牙切齿,缜密地准备反击。从李健熙会长,到申铉碻前物产会长、崔宽植重工业会长、李洙彬秘书室长、金演寿重工业社长,以至高管与实务人员,对青瓦台、经济部门、国会、媒体等展开了体系化的游说战与理论性的说服工作。效果显著。第一次退回申报书时,商工部指出违背行业专业化,而第二次反而把三星集团的新进入表述为相关事业多元化。特别是三星全面启动秘书室情报组,彻底监视既有厂商的一举一动并加以应对,甚至连对方阵营的高尔夫约会都掌握了。尤其对作为反对阵营坚实盾牌的K议员、L议员等TK实权人物也下了功夫,通过周全的事前工作打好基础,使其至少保持中立,随后拿到了新进入许可。 如此,对财阀集团而言,游说是极为重要的“事业”。至少过去三十余年一直如此。从第六共和国末期起,围绕LNG运输船订单争夺、第二移动通信、航空产业重组计划、造船产业合理化期限问题等大型利权事业,让人联想到游说,或许也是理所当然。 审批的润滑油角色 从第三共和国到第六共和国的不良企业整理、公营企业民营化、重化学投资调整、外资引进等领域,胜负取决于“谁的游说更强”。在政经勾结与权威主义官僚组织中,游说是财阀的“生命线”,有时被当作“万灵药”。在各种审批中,游说也成了润滑油。 游说通常令人联想到“黑钱”。 政界、权力集团等以给财阀送上利权为代价,收取巨额活动资金与贿赂。为此财阀不得不筹措各种秘密资金,展开物量攻势。 新政府上台后,这类对权力层的密室游说、苟合游说正在消失,但从过去第三共和国到第六共和国,财阀为了攀上青瓦台最高统治者与政界、官界实权人物的关系而付出血汗努力,已通过多种渠道得到确认。 财阀集团如此执着于游说,理由何在? 首先是利权。在对财界格局或企业经营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各类大型事业、新增扩建投资相关审批等利权领域,与权力层的人脉被视为最重要。在这里,经济逻辑一直缺席。 第五共和国时期不良企业整理过程中,与全斗焕总统关系密切的H集团、D集团等通过优惠性收购有利可图的不良企业而迅速壮大,只是一个小例子。 获取高级情报也印证了游说的必要性。为了比别人更早掌握青瓦台、经济相关部门的政策并制定应对方案,人脉管理极为重要。 "高速增长的捷径" 尤其对青瓦台与政界的人脉构建最受重视。为了避免意外灾祸、不“吃水”,必须制定所谓“青瓦台排队”或“政治保险”之类的对策。上次大选中财阀集团竞相支持特定人士,就是其对策之一。国际集团、明星集团的空中解体,是让财阀集团深刻铭记“排队”与“保险”重要性的大事件。因此,至少不能被最高统治者看不顺眼,这是企业经营的必需。 第五共和国时期,K集团L会长因被怀疑向JP提供政治资金,一度精神上饱受折磨,甚至患上心脏衰弱的疾病。 L会长回忆说,他与身为集团顾问、属TK人脉的L某(现民自党议员)一同访问青瓦台,交出巨额政治资金,听到青瓦台一句“L会长没什么事吧”,之后才能安心睡觉。 对金融机构的游说也十分激烈。在官治金融时代,财阀通过与权力层的人脉获得大量贷款。最近进入法定管理的汉阳之所以能挪用接近商业银行全部贷款10%的1万亿韩元规模资金,据悉政界实权人物K议员与青瓦台强大的“后台”起了很大作用。 获得巨额信贷的财阀,为了与主力银行或金融机构维持圆满关系,引进金融机构前高管的事例很多。 大宇集团的徐亨锡企划调整室长(出身韩国银行)、金泰球汽车社长(产业银行)、崔铭杰三新Allstate社长(韩国银行)、金学溶京南企业社长(第一银行—集团主力银行)等都属金融界人脉。 起亚集团也把主力银行第一银行前行长李弼善聘为顾问。 财阀的特点是动员集团内全部人力资源以及地缘、学缘、血缘等各种关系东远集团,对游说对象群体或个人展开“全方位游说战”。 每当权力者更替,或经济部门、韩国国税厅、金融机构乃至军方的高层人事变动时,都会敏捷地重新编织人脉。 第五、第六共和国时期,配合权力层的TK人脉,财阀集团也把TK人脉集中安排在经营层,以维持与政府的蜜月。 三星集团在此时期重用被视为TK教父的S某与曾任副总理的K某,就是代表性事例。 "青瓦台是基本" S某在1986年航空产业参与企业的评选过程中,施加影响力使三星航空击败D重工业、被选为KFP(下一代战斗机)事业者,被评价为在三星集团扩张事业过程中作为大牌游说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今年,财阀配合金泳三政府上台,大举提拔釜山、庆南出身人士进入最高经营层,把原有TK人脉换成PK人脉。 有人指出,三星集团重用被视为正统PK人的黄善斗综合化学社长、崔𤍠重工业机械本部代表、李鹤洙会长秘书室次长,以及乐喜金星集团把金总统在首尔大学哲学系的后辈李宪祖晋升为金星社副会长,都属同一脉络。 财阀集团作为游说对象加以管理的人有多少,也是一大关注点。 以下是S集团情报组人士的说法。 ‘三星、现代、乐喜金星等前五大财阀集团,在政界、官界、金融界、军方、司法机关等形成了蛛网般的游说人脉。其中尤其对经济部门、国会经济相关常任委员会的议员、青瓦台经济团队、军方实权人物等约500余人,以某种形式进行“特别管理”。估计其以下的三十大财阀集团则重点管理约200余人。’ 交际广的高管主管 这里所说的“特别管理”,H集团A副社长解释为‘一年至少以某种形式接触一次’。 主要集团并不雇用专业游说者。因此通常由企划调整室的董事或旗下公司社长团在需要时出动。 三星集团的L副会长、L社长以“交际广”著称,主管与重要经营课题相关的对外业务;现代则数得上曾担任名誉会长右臂的L会长、S社长、C会长、K常务董事等。 乐喜金星集团有身为具会长弟弟、在政界官界人脉甚广的K会长与专业经营人L副会长;大宇集团则以副总理出身的K会长、曾任文化公报部长官的K副会长、韩国银行出身的S副会长等为代表。 如今迎来文人政府,财阀的游说方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局面。新政府强调改革与根除腐败,并为此实行金融实名制这一“经济革命”,过去那种黏稠的人脉构建与“密室游说”变得困难,因此必须转向立足经济逻辑的、合理而公开的游说风格。 【李宜春记者】
[照片] ◇讨论三星进军商用车对策的五家汽车公司社长团(右图)与举行反对三星进军决议大会的亚细亚汽车员工。然而三星缜密的游说战略使这些阻止对策全部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