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世大学教授徐正宇7日出席在汝矣岛63大厦举行的、由议会政治研究所(理事长吴世应,国会文公委员长、民自党议员)主办的研讨会,以《我国的言论受害救济制度》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信托·服务机构 徐教授当天在主题发言中强调:“言论受害救济制度的意义在于让言论界和市民各归其位。”并表示:“应通过强化新闻机构的自律救济努力、重整法律保障以及扩大受众运动来改善问题。” 以下是徐教授主题发言的摘要。 言论是人类为人性需求而创设的一种改革。人与动物不同,拥有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传播的欲求,为这种欲求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言论。 言论的国民地位浓缩于“国民的知情权”概念之中。国民的知情权是民主主义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是人类传播欲求在社会层面上的浓缩概念。 如此,言论便是国民为国民的需求而创设的国民机构。因此言论被界定为国民的服务机构或国民的信托机构。在这里同样可以说,国民是目的,言论始终是手段。 言论受害救济,是指救济因新闻报道而受害的国民的装置。言论作为国民信托的服务机构,负有事前预防国民受害、事后予以救济的义务。 在民主主义国家,国民被界定为国家的主人。尽管如此,我国国民却遗忘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和言论的主体,致使政府和言论凌驾于国民之上。 因此,言论受害救济的第二层意义在于,让国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言论的主体各归其位。国民作为言论的主体有获得受害救济的权利,言论作为国民信托的服务机构则负有救济国民受害的义务。 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言论受害救济制度有直接救济制度与间接救济制度两种类型。直接救济制度涵盖司法审判和法定机构仲裁的救济等,间接受害救济制度涵盖伦理机构、市民团体、新闻机构自律的救济等。 因新闻报道而发生的侵害人权的代表性类型有:名誉损害、隐私侵害、刑事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侵害、嫌疑人肖像权侵害、著作权及财产权侵害等。 通过司法审判的直接受害救济涵盖刑事上的受害救济与民事上的受害救济。刑事上的受害救济以保护社会法益为目的而处以刑罚,而民事上的受害救济以救济个人法益或权利为目的。 刑事上受害救济的对象原则上是行为人,而民事上受害救济的对象原则上是雇用者而非行为人。 另一种直接的受害救济制度是言论仲裁委员会。 依据宪法第20条第2项设立的言论仲裁委员会,在92年一年间受理处理了381件仲裁申请案件。委员会成立当年的81年申请件数为11件,85年29件,90年82件,而截至今年7月底为272件,仲裁申请逐年增加。 仲裁申请激增 从381件的处理结果看,撤回202件(53%)最多,其次为和解81件(21.3%)、不成立79件(20.7%)、驳回19件(5%)。 间接的受害救济有伦理委员会、市民团体、新闻机构自律的救济,伦理机构有报纸、广播、刊物、演出伦理委员会等,新闻机构的自律救济有监察员制度、观众委员会、读者投稿、不满处理委员会等。 我们社会面临的言论受害救济问题,可举出人权法律保障的落后性、仲裁及伦理委员会功能的无力化、新闻机构自律救济努力不足、国民权利意识淡薄等。 为改善这些言论受害救济制度的问题,有必要考虑确立重视人权的报道惯例、提高报道专业性、强化编辑主任功能、运用法律编辑顾问制度等。 应重视人权的报道 在这些事前预防装置之外,新闻机构还应在发生受害时设法建立事后救济装置。可提出的几项事后装置包括:增强责任意识、运营监察员制度、扩大读者部运营、更正努力等。 与此同时,还需重整言论受害救济机构,要求强化法律受害救济、强化仲裁功能、激活各类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功能、扩大提升受众主权意识的受众运动等。 结论而言,言论受害救济制度的意义在于让言论界和市民各归其位。然而现实是,我们社会言论受害救济的现状极为落后。 改善我们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方向,在于强化新闻机构的自律救济努力、重整法律保障以及扩大受众运动。【整理=李正培记者】
1993-09-08 | 李正培
[演讲录音]徐正宇(延世大教授)“国民是主体 言论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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