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政府的企业活动除了以公企业名义正式统计的部分之外,还以各种形式的组织与运营方式展开。这些政府股份公司的关联公司不仅生产商品与服务,而且仍在不断成长与繁衍。若再加上虽属民间部门、但由官僚支配或介入经营的企业与团体,其规模与影响力将更为庞大。 政府运营公企业的名义简单明确。目的是公益,目标是效率。即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的企业形态,实现“公共福利的增进”。 实际上,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去年为城市与农渔村地区居民的医疗保障负担了6381亿韩元,高价收购、低价出售大米的粮谷管理事业承受了1兆3812亿韩元的赤字。此外,运价成本为327韩元的首尔市地铁平均只收取242韩元的票价,生产成本每吨264韩元的自来水,家庭用只按170韩元供应。 “市场失灵”的反作用 另一方面,电力、通信、钢铁等产业关联效应大、资本集中与垄断性强的行业,从规模经济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由公企业承担;而像香烟这样收益率高的行业,则由政府垄断利润并再分配到公共部门。 如此,公企业在民间主导的经济格局中,也承担了许多仅靠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的的企业无法解决的领域。 事实上,公企业这一概念本身即因自由经济这一繁荣的阴影而产生。自由经济主义兴盛之时,亚当·斯密等理论家认为‘追求利润这一自利行为会使经济效率最大化,政府干预无论何种形态都会降低效率’,并主张市场将依靠这种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即所谓“看不见的手”,获得繁荣与秩序。然而进入20世纪后,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资本垄断、物价暴涨、失业增加等“市场失灵”现象,甚至遭遇世界大萧条,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大为凸显。尤其在经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资短缺与通胀之后,许多国家强化了公企业的职能与规模。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以俄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念上将所有企业国有化。其理念基于马克思的教导,即在生产与分配上平等比自由更有效率。 敌产企业国有化 就韩国而言,公企业的起点并非来自上述趋势或理念,而仅仅源于政治变动。8·15光复后,日本帝国经营的企业归属政府,自然而然地以国营企业起步。 例如,朝鲜银行改为韩国银行,朝鲜殖产银行改为产业银行,总督府直辖煤矿改为煤炭公社,邮船株式会社改为海运公社,米谷仓库改为大韩通运,管财局直辖印刷工厂改为造币公社。 随着60年代经济开发全面展开,韩国公企业在质与量上急剧膨胀。60年代设立的公企业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国营企业整合或更名,如朝鲜、京城、南鲜电气合并为韩国电力,韩国、中央、大邱、新兴无尽合并为国民银行,朝鲜住宅营团改为住宅公社等,共有2个公企业被改编或更名。此外,配合产业现代化,新设了石油公社、航空公社、贸易振兴公社、道路公社等12家企业。 这些早期公企业承担了民间资本不足、经营诀窍缺乏、风险较高而民间企业不愿进入的领域,显然对产业发展与经济成长贡献甚大。除韩国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因条件相似,公企业的作用与比重也很大。 然而,也有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向公企业民营化的趋势。最大原因在于所谓“政府失灵”现象。为治疗市场失灵而由政府通过公企业介入,却带来政府失灵这一新的副作用与弊病。 进入80年代,欧洲两大盟主英国与法国在公企业运营上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60年代以后急增 英国方面,1979年因保守党执政而上台的撒切尔首相,以削减财政赤字、为经济活力创造基础为由,尝试将炼油、航空、通信、石油勘探、港湾运营及23家酒店等国营企业民营化。初期因第二次石油危机与政府股票大量抛售,甚至引发股市恐慌,工党与证券业界要求中止民营化,但撒切尔置若罔闻,按原定方针推进。 另一方面,1981年执政的法国密特朗总统,在保守统治23年之后组成了共产党参与的联合内阁,推进基干产业国有化。其中包括圣戈班、巴黎巴、CGE等三大商业银行,以及最大的保险公司与电视广播、炼钢、炼油、航空公司。 这一选择的效果是,英国同时推行工会活动管制与福利支出缩减,通胀得到抑制,经济效率得以促进,许多小市民通过购买股票升入中产阶层。撒切尔此后连任第3期,留下20世纪在任最久首相的记录,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为后任梅杰所继承。 法国在基干产业国有化的同时,强力推进设备投资扩大与竞争力强化。就业增加,国内景气复苏,民意调查中国民支持率也很高。然而通胀与国际竞争力下降成为新的现象,1986年执政的共和·民主联合内阁将解决此问题作为竞选承诺的最大议题,转向缩减政府干预与国营企业民营化。 损害国家竞争力 据此,法国自1986年下半年至1991年初制定了65家政府所有公企业的民营化计划,其中也包括45~46年被国有化的企业。法国尤其针对EC(欧洲共同体)一体化加快公企业民营化,今年5月在新任总理巴拉迪尔主导下宣布,将在5年内出售总额达620亿美元的21家大型企业。 另一方面,继法国的变化之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经济失败,接连经历了此前资本主义国家曾担忧的、由社会主义攻势带来的多米诺现象式体制崩溃。从长期成绩单来看,最终证明自由经济对政府失灵具有较好的预防与免疫效果。 谈到政府失灵,首先被提及的是经济效率性。与他律的顺从或理念相比,依托利润这一动机的创造与生产力更为有效,此类实证案例大量出现。相反,官僚或具官僚身份的公企业经营主体即便经营亏损,也有公益之名加以掩护;“国民所有”这一实体反而导致主人意识缺失;类似官僚组织的僵化使其无法适当应对情况变化——这些问题均被指出。 当然,此类情形并不适用于所有公企业,也并非总是相对民间企业处于劣势。但从概率上看,公企业与民间企业的经济效率差距如同“业余与职业之差”,这一点从韩国那些曾亏损或利润低于预期的公企业在民营化之后发生巨大转变中也可窥见。 逆世界潮流而行 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栖息于垄断或优惠温床中的公企业,从根本上阻挡了民间主导经济的进入与竞争。 一位公企业专家比喻说:‘从宏观来看,公企业中可能存在的贿赂等不法行为是小问题,因为它毕竟包含在国民生产总值之内,并会以某种形式再分配。但如果交由其他企业或置于竞争状态可生产100个,而因为是公企业只能生产50个,这便是国家性、社会性的损失。’ 建国后的公企业民营化工作以1968年大韩通运为起点,已将包括10家政府投资机构出资公司在内的30家公企业民营化,但在此期间新产生的公企业更多。若再加上各类公团或类似公企业,数量更为膨胀。政府表面上谈公企业民营化,实际上却强化了政府股份公司的经济集中与业务多元化。 对于这种逆世界经济潮流的现象,经济学家解释为源于“官僚集团与组织自身所具有的生理或属性”。组织如同生物,讨厌死亡或消灭,本能地试图成长与繁衍。 问题在于,对官僚与组织这种独特的生理或属性,政府或具宏观视野的制动力缺失或微弱,从而放任了政府股份公司如今的臃肿化。这一现象的结果并非公共性的扩充,而是朝着进一步加深政府失灵的方向发展。【徐翊源记者】 [照片] ◇随着60年代经济开发全面展开,韩国的公企业在质与量上急剧膨胀。这些公企业对韩国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成长贡献巨大,但也有人指出,从“政府失灵”的角度看,它们正逆发达各国的民营化潮流而行。 [表] ◇已民营化公企业的经营业绩走势 [表] ◇60年代以后新设·改编的政府投资机构(不含民营化)
1993-09-04 | 徐翊源
政府股份公司 <4> 公共企业大解剖“政府失灵”加深 垄断与特惠温床下组织官僚化、臃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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