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喊得响却始终不见实体的新农政,借农地法立法之机开始隐约显露真容。新农政显然是想通过促使农村人口减少和离农来解决农业问题。 农林水产部拟定并决定于今秋例行国会提交的农地法(草案),为实现营农规模大型化和增强农业竞争力,决定促进专门从事农业的营农企业设立,并允许营农公司最多可拥有30万坪(100町步)农地。同时将一般农民现被限制在3万坪(10町步)的持有上限扩大至6万坪。与此同时引入农地所有下限制度,促进农地利用的大型化、集中化,并大幅放宽农地交易管制,取消取得农地前须在农地所在地居住6个月的居住要件,对拟将农地用于工厂等其他用途的实际需求者,仅凭农地转用许可证即可进行农地买卖。 农地法意在把以传统小规模自耕农为中心的农地制度,改编为企业农、大型一般农等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经营体制。的确,我国农业过于零散,营农方式也前现代化,无法主动应对农村经济条件的变化。目前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为1.3町步,仍未摆脱零细性,拥有3町步以上农地的中农以上农户仅为5万3000户,占全部农户的3.2%。为培育有竞争力的专业农,扩大营农规模确属当务之急。 新农政的真容 政府自1949年农地改革之后便提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先后6次尝试立法,但因利害当事方意见分歧巨大最终均告落空。然而如今形势已十分紧迫。依据关贸总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协议,除大米外几乎所有农产品进口已大幅开放,外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我国农产品失去竞争力,酿成今日的农村问题。目前陷入僵局的乌拉圭回合一旦达成,最后仅存的大米也不知何时会开放。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制定对策。 须防止诱发投机 然而尽管有此必要性,农地法所追求的这种农业问题处理方式是否确属正确,必然引发诸多争论。第一,农地法(草案)对该法实施后将出现的现象,即大量离农局面缺乏对策。若为营农规模大型化而采取培育企业农、Daenong的政策,并解除对农地交易的管制,本就不多的农地将被少数企业农和Daenong寡占,农民则失去劳作之地。如此一来,仍多达600万的农民将会如何?在当下产业人力短缺、工资高昂之时,农业部门释放剩余劳动力从整体产业层面看并非坏事。 工业化过程中离农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仍有很大余地。但农村人口离农的速度与方式才是问题所在。若突然有大量农村人口离农,他们会因技能不足、技术不足、专业知识不足而无法被产业吸纳,成为流动人口,从而引发各种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毫无对策地把农村人口驱赶到产业前线,只能算是17世纪圈地运动时代才会出现的极不负责的政策。农地法理应与离农对策一并提出。 第二,放宽农地转用及交易管制极可能诱发对农地的投机。放宽农地交易管制虽有助于扩大工厂用地供给,但该措施必然助长投机,而若不能遏制投机,农业发展本身也将受阻。 改良本土农作物 第三,规模大型化究竟能否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也须严密检讨。近代产业社会中规模经济决定竞争力,农业亦不例外。但我国情况略有不同。农地并非铺展于平原地带,而是散布于丘陵地带,营农机械化难免受到制约。此外现有农地所有者分散细碎,将农地集团化、集中化于一处困难重重,因此营农机械化存在局限。更何况要实现规模经济,农地价格又过于昂贵。地价太高,即便从事企业营农也无法收支相抵。纵使出现30万坪规模的大型企业农也是大问题——哪怕只出现几百个大型企业农,狭小的农田便会趋于饱和。 世界农业传统上以家庭为中心的自营农为主流。欧共体(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自不必说,美国的家庭自营农也很多。世界趋势如此,而在立地条件不佳的我国执着于企业农,难免让人感觉过于偏重教科书式理论。这正是新农政的局限。 农业政策以克服规模零细性为名而执着于大型企业营农,是重大失误。我国农业应通过特用作物及特化作物栽培、品种改良及品质高级化、农产品流通及加工处理的改善等来解决问题。正如“身土不二”一词所言,只要改良并高端化我国农作物,路子多得是。日本农业正靠栽培每个2万日元(16万韩元)的哈密瓜、生产每斤2万2000日元(17万6000韩元)的牛肉来寻找生路。与此同时,宜引进在农村引入家庭工业、以农工并进方式解决问题的台湾模式。
1993-08-20 | 서울경제
[社论]农地法制定与韩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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