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8-19 | 徐翊源

“规模化农业”…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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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日第一次公听会为开端,政府的农地法制定工作扬起了汇集舆论的风帆。农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像我国这样对土地执着和占有欲格外强烈的社会环境中,也是宝贵的财产。然而随着工业化推进,农业在产业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各种农业条件也经历了诸多变化。 特别是为实现能够应对乌拉圭回合(UR)谈判达成协议等农产品市场开放浪潮的农业结构改善,符合时代的农地政策变得迫切。 在此情况下,政府拟定的农地法案要点是大幅扩大农地所有上限和引入企业农制度,即通过“规模经济”强化农业竞争力。 基本农地政策的转变此前历届政权也曾尝试。但由于对土地的执着和占有欲强烈,利害关系和意见对立也十分严重,曾六次推进却均以搁置和挫折告终。 我国农地制度以1950年农地改革为基础,形成了禁止租佃的自耕农体制、所有上限3公顷(6000坪)、尽可能抑制农地交易或转用的基本框架。 在此过程中,1958年自由党政权曾推进制定农地法,内容包括禁止非农民拥有农地、对非法拥有的农地向农民拍卖处理,但因担忧成为选举争议点而主动撤回。5·16军事政权推进与第一次草案相似的立法,但在恢复民政前夕,国家再建最高会议下令中止。 第三次是1967年共和党政权以取消农地所有上限、承认企业农及租赁为内容加以推进,但遭到学界和新闻界“可能导致不在地主增加和租佃制复活”的反对,在国会未经一次审议便因第七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自动废弃。 朴正熙总统1969年再次指示制定同样内容的农地法,但争论反复,1971年中止了工作,其后1974年、1978年也曾尝试,同样因担忧成为选举争议点及执政党内部意见对立而告吹。 政府六次尝试的法案中,第一、二次侧重强化自耕农,第三次以后则以强化或废除所有上限制、引入企业农制度为要点。这与15年后政府现在推进的农地法制定同出一脉。 从这一农地法推进史来看,也可解读为:早在60年代政策当局者就已认识到,为农业结构改善和强化竞争力,这样的变革十分迫切,但其合理构想未能打破国民对土地的固有观念,最终以失败告终。 然而农业条件日益恶化,UR谈判政策等外部形势也急剧变化,现政府判断农地政策不能再拖延,因而强力推进在今年内完成立法。 政府拟定的农地法案最核心内容是:继续遵守宪法第121条明示的耕者有田法律原则,但将耕者范围扩大至企业农,并放宽农地上限,如其他产业一样引导“规模经济”。 目前农户平均耕地规模为1.26公顷(3780坪),截至今年6月为所有上限的3公顷以上农户仅占全部农户的3%。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持续减少,租入农地和闲置农地不断增加。 将这些非农户农地和闲置农地无论归企业农还是个人,都归还给实际耕作者并引导集团化,以谋求规模扩大,也是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对农地交易的管制大幅放宽,便利实际需求者取得农地,同时对农业振兴地区以外的多用途农地地区,也放宽转为其他用途的限制。 然而对这样的农地法制定推进,反对舆论预计仍将强烈。部分农民团体担忧,农地制度变革带来的城市资本大举流入对农村活力只是一时之效,最终大部分农地将落入资本家手中。并主张这会造成国土的无序开发,长期看农地将被进一步侵蚕。 政府也应倾听这些反对意见,并着力于能够防止农地投机、资本集中及农地侵蚕等副作用的配套措施。【记者 徐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