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9日,世宗文化会馆别馆。 在各界人士1000余人的祝贺声中,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的自传《有磨难但无失败》出版纪念仪式正隆重举行。 此前,韩国国税厅长徐荣泽于2日异例地宣布对现代系列公司实施税务调查,郑名誉会长7日又在大邱发表了“经营退休后将财产回馈社会”“等雪都下完了再用扫帚扫”等不寻常的言论,他当时是最大的新闻人物。 记者们的提问自然蜂拥而至。 ——您在自传中强烈批评某集团会长,在财界引起不小的波澜…… “我只是照实写的。全都是事实。” 郑会长在自传中谈及1980年国家保卫委员会时期,攻击金宇中会长是“手段了得,靠收购兼并把企业做大,想背靠权力做点什么的人”。 少壮派与元老派分裂 对此,金会长与大宇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态度似乎是“毫无一顾之价值”。 当时金会长的心境,从他数个月后在一个非公开场合所说的下面这番话中可见一斑。“我到现在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没有骂过后辈。可是财界的大前辈郑会长却把根本不成话的事,还写进了书里。这是常理上无法理解的事。” 两人的“孽缘”根源很深,涉及国家保卫委员会事件、集团内主力行业上的冲突、北方业务竞争、迥异的价值观等。当时财界对两人的矛盾看法并不友善。 某集团L会长在社长团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如下。 “第三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时期的特惠让现代、大宇变得无力,堕落了国内企业的思维方式和商业道德,制造出有钱就能办一切的社会弊病。这种不择手段、只要办成就行的风气形成于第三共和国、第五共和国,进入第六共和国后成了惯例。” 这位会长把彼此处于矛盾关系的现代、大宇一并作为特惠企业加以攻击,并抨击称进入第六共和国后政经勾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道德堕落已经普遍化。 说第六共和国的财界充斥着政府与郑、金等财阀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并不为过。 在此,财界指出了第六共和国末期财阀之间矛盾之所以必然出现的条件。 财界人士普遍认同,“在有实力的财阀总裁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活动这一‘大事件’面前,主要集团感到极度的危机感,不得不各自谋求对策”,“自然其他集团也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呈现政经一体现象,混乱与矛盾随之加深”。 直到当时,经济受政治支配的结构已形成,特定财阀连政治权力都要掌握,这只能是令人震惊的。 “政经分离”声明 不仅如此。第二移动通信、大型商用车、LNG(液化天然气)承揽争夺战等各种大型利权项目接连出现,主要财阀集团全部出动,展开了狗咬狗式的激烈角逐。 再加上围绕北方业务的现代、三星、大宇等的主导权争夺战,以及与出口塔相关的综合商社之间的相互撕咬,第六共和国(特别是第六共和国末期)的财界被矛盾与反目所染。 1992年郑周永的政治梦想正式展开,财界也走上了全面分裂与矛盾之路。首先出现的情形是与主要集团有特殊关系的人士参加大选举,相关集团以企业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予以支援,由此表面化的“总选矛盾”。 以现代为背景的郑周永代表和国民党自不必说,双龙(金采谦集团副会长)、三星(金满堤生命会长)、起亚(李信行起亚汽车常务)、韩华集团(徐廷和议员)、双马纺织(金东权社长)等都与第14届国会选举直接结缘,并以某种形式介入了政治。再加上像D集团那样开展“国民党对策班”之类的反郑活动,前所未有地有众多集团与政治结缘。 当时相关集团虽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但都无一例外地不否认这是应对现代与国民党特殊关系的自救之策。 未直接参与选举的集团在经历企业政治活动的赞成与反对争论中,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等波澜不断扩大。 外压争议沸腾 在此过程中,以经济五团体会长名义发表、督促现代与国民党实行政经分离的声明书(3月6日)风波,引发了究竟是外压还是自发的争论,成为财界矛盾的顶点。 在制作该声明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贸易协会会长朴龙学主张,“绝对没有外压。这是财界的自发决定”。另外,起草声明书文句的贸易协会副会长洪性佐表示,“当时五团体会长会议在江南区三成洞的洲际酒店举行,位置离会场最近的贸易协会因此起草了声明书”,“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外压”。 但当时商工会议所会长金相厚表示,“无论有无外压,发表声明书都不是愉快的事”,“包括朴会长在内,大家各承担五分之一的责任才是恰当的”,暗示声明书的讨论过程并非纯粹出于自发意愿。经济五团体会长最终决定该声明书的会议(3月16日)上,商工会议所会长金相厚、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会长朴尚奎缺席,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刘彰顺随即赴日本,与声明书相关的财界领袖之间的不协调音确实暴露出来。 财界严重矛盾局面通过经济团体会长得到正式确认,是在总选结束后的3月31日召开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刘彰顺记者会上。 ——财界呈现严重的分裂状况。 “在总选过程中财界内部出现对立局面是事实。必须寻求和谐与合作体制。” ——总选期间财阀集团之间的对立中,财界领导层是否过于袖手旁观? “因为无能才这样(表情极为不快)。” ——对与国民党相关的经济五团体会长声明书有何见解。 “我认为提出政经分离原则的声明书内容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位相关人士说,“以当时刘会长的记者会为契机,财界开始萌生‘和解’的气氛”。 4月1日郑周永代表对放弃现代系列公司股东权进行公证,以及在可隆集团集团会长李东灿的自传出版纪念会上郑代表与金宇中会长相遇;4月3日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主办的财界代表和谐高尔夫;4月25日青瓦台邀请五大集团会长座谈会;4月26日郑代表主办的财界代表高尔夫聚会接连举行,多角度探寻政府与财界矛盾的化解方案。 然而和谐之路太过遥远。随后爆出郑代表正式参与大选、大型项目的矛盾,财界陷入被称为“青瓦台排队”“政治保险”的政经勾结与矛盾气流之中。 和解尝试化为泡影 在此期间,围绕当时民主党“政权末期疑案调查对策委员会”以“存在相当多的政治资金收受疑点”为由提出的所谓六大疑案,三星、现代、大宇、鲜京、双龙、起亚、韩进、可隆集团、浦项制铁等众多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 当时一位与大型项目矛盾相关的K集团会长室人士的说法。 “某天集团会长在社长团会议上说,对方(大型项目的竞争对手)比我们活动(游说)得积极得多。现在能相信的只有我们自己了,会场气氛顿时沉了下来。” 这番话显示了与大型项目相关的财阀集团的游说状况。 进入新政府后,与政治相关的财阀集团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得到化解。但大型项目问题依然如故。 围绕第二移动通信的鲜京、可隆集团、浦项制铁等的竞争至今仍在继续;大型商用车领域三星与起亚、大宇等现有企业的矛盾,因三星正式宣布进军轿车事业而更加加深;围绕LNG三号船承揽展开的三星与大宇、韩进的矛盾,只是内容变成了围绕三星扩建船坞的攻防战,今天仍在继续。 财阀集团的矛盾终究是宿命吗。 [照片] ◇巩固和谐的高尔夫聚会 第14届国会选举结束后的1992年4月,12位财界元老举行“和谐高尔夫”,以洗刷总选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名誉会长郑周永(当时为国民党代表·左)开球,会长崔钟贤(鲜京)、李东灿(可隆集团)、前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刘彰顺等在一旁注视(从左起第二位开始) [照片]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等经济五团体会长会议场面。他们于1992年3月16日发表致国民声明书,称“现代参与政治是不幸的事”,也暴露了财界的矛盾局面 <特别采访组> 朴远培(产业部记者) 金仁荣(同) 柳尚奎(经济部同) 李光会(社会部同)
1993-08-13 | 朴遠培, 金仁榮, 柳尙奎, 李光會
财阀与政治…金钱与权力矛盾酿成的剧目⑬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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